蔡迈轮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好干部。1936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l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陕县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地委书记、省委秘书等职。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共郑州市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党校校长，河南省民政厅副厅长，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和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副主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党组书记、河南省五届人大代表等职。1983年4月3日在郑州逝世，终年68岁。

(一)

    蔡迈轮，原名蔡恒俊，曾用名高夏。l915年9月23日(阴历8月15日)，出生在河南省陕县大营镇大营村。父亲蔡清江，对子女要求严格；母亲郑氏，为人善良。蔡迈轮从7岁起在家乡读私塾，上小学，刻苦读书，勤奋上进。1929年夏考入设在陕州的河南省立第九中学。l932年夏毕业后考入河南省立安阳高中。1935年高中毕业后报考大学，先被山东大学文学系录取；入校学习了一个多月，又接到了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的录取通知。北平在当时是全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对于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吸引力很大。蔡迈轮一心想报效国家，干一番事业，离开山东大学，前往北平大学政治系学习。在这个学校，他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到1937年“七·七”事变，华北沦陷，北大迁往西安，他也离校回乡。两年的大学生活，正是国家处于多难之际，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这在他年轻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1935年，日本侵略者调集大批军队入关，6月迫使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致使华北已名存实亡。此时的北平城，日本特务横行无忌，卖国投降分子卑躬屈膝，激怒了每一个爱国者。蔡迈轮和广大爱国青年，急切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等经典著作。革命理论的启发、教育，使他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不断地进行着认真的探索，为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初步思想基础。

1935年冬，在华北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广大青年学生，激于爱国义愤，纷纷起来要求抗日救亡。12月9日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北平学生抗日爱国运动。这一天，蔡迈轮毅然参加了抗日请愿示威大游行，在凛冽的寒风中，到处发表演说，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当游行队伍遭到反动军警的木棒、皮带和水龙头的镇压时，他们毫无惧色。蔡迈轮和同学们勇敢地战斗了一整天，第二天又参加了罢课斗争。12月16日，是反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市学联又一次组织了示威游行。蔡迈轮和广大同学一起积极参加了这次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这次游行后，全市各校继续总罢课，反动当局百般分化和破坏学生爱国运动，唆使一些右派学生冒名成立了“新学联”，与爱国学生民主成立的学联对抗。学生中出现了不同观点，蔡迈轮力主抗日，与持不同观点的学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次在辩论中，双方竟踢倒桌凳，针锋相对。“一二·一六”游行示威取得胜利后，党又及时指出单纯的学生运动不能完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必须发动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共同斗争。北平、天津的学生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寒假组织南下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救亡。蔡迈轮也参加了这次宣传活动。1936年1月下旬，宣传团回到北平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宣传团积极分子们的意愿，决定成立一个抗习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3月，蔡迈轮经共产党员、同班同学李践为介绍，参加了“民先”，并担任小组长；同一时期他又经同学刘大震介绍参加了北平新文字研究会。从此，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七·七”事变后，平津学生都成了流亡学生。蔡迈轮回到家乡后，就和从北平回来的东北大学学生杨静峰，民国学院学生宁兆义，从济南回乡的赵群一等，在陕县联合一些进步青年，建立“抗日救国后援会”，创办新文字识字班，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在农村办夜校，自编自演抗日戏剧，还到处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进行抗日宣传。有一次，蔡迈轮到陕县师范讲演，一下子把许多学生的爱国热情鼓动起来了，其中有30多个学生，非要跟着他去参加抗日救亡不可。蔡迈轮带着他们来到大营镇，从自己家里拿来了铺草、床板、大锅和粮食，解决了吃住问题，组织他们出壁报、搞宣传，把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过了十几天，国民党陕县教育局长和师范学校校长向县政府控告说：“蔡恒俊到简师煽动讲话，把学生都弄走了。”国民党陕县政府强令学生回校上课。              
 

  (二)

    由于蔡迈轮在抗日救亡活动中，表现出突出的革命热情和活动能力，所以他在陕县爱国青年中颇有名气。l938年初，他经过卢氏朱阳关小学校长关周光的关系(关、蔡都与北平新文字研究会有联系，且互相认识)，沟通了与中共灵宝县委书记张俊杰(又名张午影)的联系。张俊杰找到蔡迈轮家里，和他谈了一个通宵，了解了蔡迈轮的历史及在陕县做抗日救亡工作的情况，并征求他对入党的意见。蔡迈轮当即向张俊杰要求入党，当晚就填写了入党申请书。3月25日中共豫西特委正武批准蔡迈轮为正式党员，无候补期。

    入党后，党组织要蔡迈轮在陕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这时他以陕县张汴小学代理校长身份掩护进行工作，他聘请了一些进步青年到校任教，在灵宝县委领导下，先后在教职员中发展了赵群一、杨静峰、赵建昌、秦耀泽、吕登台等人加入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他任书记。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他首先把家里的棉花卖掉250公斤，作为办夜校和创办图书馆的经费，接着积极组织师生阅读《解放周刊》、《新华日报》、《中国妇女》等进步书刊；出壁报、画漫画，组织文艺宣传团体，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活动。同时，还在张汴、曲村、刘寺、庙后等村创办民众夜校，组织师生利用晚上到这些夜校里学习，他每天晚上还到十几里外的村庄给民众夜校上课，教农民识字，进行抗日宣传。当地群众从夜校中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而且懂得了许多抗日道理。在蔡迈轮等的宣传发动下，张汴原上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抗日热潮。国民党陕州专员对此十分惊慌，为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发展，就以“资格不合”为借口免去了蔡的代理校长职务。蔡迈轮和赵群一等非常气愤，径直去找县长孙春荣，当面拍桌质问：“为什么撒我们的 职？！”县长心中有鬼，只好托辞说“有人告状，说你们不是师范毕。资格不合。”当蔡迈轮等教员离开学校的那天，学生和家长恋恋不舍，张汴各村群众设酒桌、鼓乐相送。蔡迈轮等走后，学生都自动集体罢课，反对新派去的顽固校长杨正德。后来，为从学生的学习和升学考虑，蔡迈轮等耐心地向学生做工作，学校才恢复了上课。

    离开张汴小学后，蔡迈轮专做党的工作，担任中共陕县县委书记，赵群一任组织部长，杨静峰任宣传部长。在豫西特委的直接领导下，蔡迈轮等全力投入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巩固的工作中，更加有效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1938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渑池县东关八路军兵站，召开豫西特委扩大会议。蔡迈轮参加了会议，并亲自向刘少奇汇报了工作。刘少奇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宣布将中共豫西特委改为中共豫西省委。各中心县委改建为地委，原中共灵宝中心县委改为中共陕灵地委，刘道安任书记，蔡迈轮任宣传部长。不久由蔡迈轮接任地委书记。

    1939年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在洛阳召开反共会议．宣扬“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反动纲领，推行“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为此中共豫西省委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组织工作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在此前后，蔡迈轮结识了国民党当地驻军第八师副参谋长陶晋初和副官处处长曾国辉，并经常到部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激发了第八师广大官兵抗日救亡的热忱。一些进步军官向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他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专员欧阳珍和第八师政治部一些反动军官的忌恨。他们公开叫嚣“蔡迈轮赤化了第八师”，怀疑他“别存企图”。这时，为确保党组织的绝对安全，省委决定把蔡迈轮调到宜阳工作，公开职业是宜阳县县立小学教员。同年暑假，洛宁地委又把他从宜阳调到新安任县委书记。1940年春，蔡迈轮又以羊寺小学教员作掩护，根据党的指示在组织工作上对现有共产党员进行了认真审查和气节教育。10月，省委又调蔡迈轮到伊川县委工作。不久，洛阳地委书记符晓白又指示他与伊河西的中共干部成解联系，负责伊西工作。

    这一段，由于形势的变化，蔡迈轮的工作调动频繁。他始终把组织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每到一地总是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仔细了解情况，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从未考虑职务问题，工作很有成效。

    1941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截获敌人的一个破坏河南地下党的情报，决定把河南区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分别撤退到延安、豫鄂边和豫皖苏抗日根据地。6月下旬，洛阳地委通知蔡迈轮和李毅章（伊川县委书记)到延安去学习，并给了路费。他们化装成卖药的商人，于7月1日从伊川县出发，一路上小心谨慎，穿过了道道封锁线，并由一位看病的青年农民带着绕过敌人的检查站，从小路进入边区。顺利到达目的地——照金，见到了先期到达的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待河南其他各地的同志陆续到齐后，就由王志杰、郭晓棠带领奔赴延安。

到延安后，先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8月入中央党校学习，蔡迈轮编在四十五班。这时延安正在组织学习反对平均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等文件，报纸上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蔡迈轮经过参加学习、批判，联系思想实际，反复思索，认识到自己头脑中还有不少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改造思想迫在眉睫。

l942年2月，为了便于领导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河南省委以“边区工作团”的名义由延安转移到关中分区马栏镇。省委搬到马栏后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调查研究河南情况；继续撤退河南干部。这时，蔡迈轮被调到省委工作，先任秘书，后到调查研究室工作，跟随省委书记王志杰向调进来的同志作社会调查，整理材料。在这里蔡迈轮同大家一样，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一面生产劳动。为了搞好整风学习，省委专门设立了整风学习班，主要学习中宣部规定的22个文件，在学习理论，联系实际，个人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写出思想小结。这次整风学习，彻底批判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蔡迈轮和参加整风的绝大多数同志一样，在政治思想、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上有了很大提高，懂得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总结了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达到了改造思想、转变作风和改进工作的目的。

    1942年冬，延安整风开始转入审查干部阶段。 l944年3月，中央通知河南省委负责人由马栏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帮助中央审查河南干部。省委负责人离马栏时带走了一批干部，还有一批干部留在关中分配工作，蔡迈轮被留下分配到关中专署任事务秘书。为纯洁革命队伍，审干是必要的。但康生以极“左”的面孔出现，以“抢救失足者”为名，掀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

1943年7月，留在关中工作的河南同志也奉命回到了延安。蔡迈轮进延安行政学院接受审查时，正碰上“抢救运动”高潮。在康生亲自指挥下，不少单位大搞车轮战、假枪毙、打人、吊人、逼供信等违法乱纪行为。在康生搞的“抢救运动”中河南党被诬陷为“红旗党”。当时有人找蔡迈轮谈话，追问“红旗党”的事，他如实地说：“我没听说过”。这时行政学院日以继夜地搞“抢救”，出现了严重的“逼、供、信”现象。某些被整的人经不起考验，为了自己过关，就编造谎言，欺骗组织，株连同志。此时蔡迈轮也被诬陷。从ll月起到12月13日，审查蔡迈轮历史的43天中，对他实行“车轮战”、“疲劳战”，夜以继日，轮番批斗，弄得蔡迈轮严重脱肛，连凳子也不能坐下。在那难熬的体罚逼供面前，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忠诚老实，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

正当康生迫使许多单位大搞逼供信的时候，毛泽东发现并纠正了“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根据中央指示，各部门于l947年12月底开始进行甄别工作。这时把一批认为有问题的人都集中到了桥儿沟，组织了一个特别班，蔡迈轮等人在这个班十来个月，主要是参加生产劳动，打窑洞，纺棉线，纺毛线，等候组织作结论。经过调查甄别，蔡迈轮历史无任何问题。于是组织上就决定调他到豫西开辟新的工作。对在延安的几年，蔡迈轮后来回忆说：“在这里先是学习，后是工作，接着参加抢救审干，又参加劳动生产，这三年半的经历，对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受过旧社会的熏染，读过几本书，就认为是掌握了真理，但是带着很长的小资产阶级尾巴的人，确实是不平凡的几年，是终生难忘的几年。”

(三)

1944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决定建立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和河南人民抗日军，并在延安进行了进军河南的准备工作。12月8 日，河南军区和抗日军司令员王树声、河南区党委书记戴季英率领主力部队和原河南地下党的干部组成的地方干部工作队，从延安出发，挺进豫西。参加干部工作队的蔡迈轮肩负着组织交给的任务，随同出发。一路上跋山涉水，顶着狂风大雪，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徒步两千多里，到达目的地。

1945年2月，在中共豫西二地委所在地渑池县西村，地委副书记贺崇升通知蔡迈轮：担任陕县县委书记和抗日民主县政府副县长，同刚到任的县长薛文高一道，负责开辟陕县工作。他不顾长途行军跋涉的疲劳，立即赶到陕县李村，又翻山越岭，赶到卢草村， 找到了薛文高县长．研究开辟陕县的工作计划。

陕县是豫西二分区的西边缘，县城以西为日军占领，县城以南、以东广大地区为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盘踞。深受水、旱、蝗、汤（汤恩伯)四大灾害，苦难深重的陕县人民，又惨遭日本侵略军和伪顽军烧杀掳掠，十室九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不仅可以解救豫西人民于水火，而且可阻敌西进，保卫大西北，沟通陕北、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战略意义十分重要。蔡迈轮深深懂得中共中央这个决策的英明，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深感工作任务的艰巨和紧迫。他决心一鼓作气把工作开展起来！

    蔡迈轮和薛文高很快商定了工作方针：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之后他们分别深入到各村各户，访贫问苦。从李村到宫前方圆百十里的村庄，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牛圈、磨坊、草屋，都有他们留宿的窝铺；田间地头，有他和群众共同劳动的身影。经过紧张而忘我地工作，陕县抗日根据地形成了。2月份，李村、宫前、观音堂三个抗日区政府相继建立起来。3月中旬，在王彦村正式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县第一个人民政权——陕县抗日民主政府。

    蔡迈轮等按照豫西二地委的部署，立即开展了“回赎土地”的群众运动。但是经过一段尝试，工作很吃力，群众发动不起来。蔡迈轮和薛文高等县委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找出了根本原因，那就是：基层政权还是原班人马，执行的还是一套剥削制度，受压迫的群众依然抬不起头来，当时，群众要求最迫切、反映最强烈的是田赋不公，负担沉重。于是，蔡迈轮召开县委会讨论，针对陕县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打倒旧田赋”的口号，并深入各地农村，广泛发动群众，使运动很快形成高潮。广大贫苦群众纷纷组织起来，向地主、恶霸进行控诉和斗争，焚烧旧的田赋册子，重新丈量土地，重新定等定级，实行合理负担。在这场斗争中，各村农会相继建立起来，并且发展了一批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

    正当运动深入开展之际，一个重大事变于5月28日突然发生了。混入陕县抗日民主政府警卫中队任队长的周子涛，配合渑池上官子平的叛变行动，在县政府驻地王彦村公开叛变。凶恶的叛匪包围县政府，封锁要道，妄图把蔡迈轮等“老八路”一网打尽。值此危急关头，蔡迈轮立即组织县委、县政府的人员向外突围，他自己留在最后。就在他准备向外冲出时，猛然想到屋里还放着几份文件和“入党申请书”，便迅速进屋收起来，随身带好，然后几步冲到大门口。可是叛匪的机枪和手榴弹已封锁了大门，出不去了。在敌人的枪声和嚎叫声中，他头脑清醒，行动果断，迅速返身奔到后院，跃身上墙，跳到伙房院。又翻过后墙，拔腿就跑。敌人发现蔡迈轮的行踪，急忙追赶，疯狂射击，蔡迈轮机敏地左右奔跑，终于摆脱了追赶的敌人，于当晚跑到豫西二地委，向地委、军分区的领导报告了情况。这次事变，是混入内部的敌人有计划、有预谋的一次大叛乱，涉及渑池、陕县、洛宁、宜阳四县，史称“豫西事变”。在事变中，党政军干部、战士百余人被敌人杀害，仅陕县就有县长薛文高等30余人遇难，7个县委委员在事变后只剩下3人。当蔡迈轮随反击平叛的部队打回陕县时，他看到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一个个被敌人杀害的惨状异常悲痛和愤恨。他到李村告别了薛文高、范仲华的遗体，又到宫前村张志杰坟前痛哭悼念。他和干部群众把仇恨化作怒火，在观音堂平叛战斗中，一举歼敌300余人。这次事变的发生，尽管主要责任在豫西二地委的个别领导，但蔡迈轮总是严于律己，在10月间撤过黄河，在济源县南窑村的干部会议上，他认真总结了豫西事变的经验教训，检查了工作中的失误，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信任与支持。
     “豫西事变”对陕县的破坏是很大的，损失是惨重的。但是经过 这场事变的考验，蔡迈轮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了。面对事变后的重重困难，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找回了失散的干部，重新组织农会，又从农会会员中选拔一批骨干分子，组建了一支真正的人民武装，县区政权又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仅一个多月工夫，就建立了一支上百人的地方武装。

抗日战争胜利后，遵照上级指示，豫西二分区的干部战士全部撤往豫北济源县。10月，中共太岳区党委决定建立中共豫西工作委员会。蔡迈轮任宣传委员，为再度进军豫西做准备。他在豫西工委工作将近二年，除参加整训干部等各项工作外，还到晋南太岳三地委贯彻“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工作，从中吸取了十分可贵的经验，如何保护中农，保护工商业，有区别地对待地主，教育农民提高阶级觉悟，组织农会等，为以后到豫西执行党的土改路线奠定了基础。

(四)

    1947年夏，蔡迈轮和豫西工委大多数同志到晋南新解放区万泉县杨郭村做土改工作。8月1日，太岳区党委(在阳城)通知他速去报到，从万泉到阳城，历经7县，全程500余里。又是一次长途跋涉。蔡迈轮等人怀着兴奋的心情赶路，行经曲沃县城，他特意绕路到一个医院，去看望被盘雷炸伤截肢的战友周庠同志。一路上，他们战酷暑，踏泥泞，只用了6天就赶到了阳城。当豫西工委告诉他：我们将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陈谢大军将南渡黄河挺进豫西时，他非常激动。当晚与许多同志谈到深夜，久久不能平静。次日，组织决定：蔡迈轮、韩路光、杨朗樵、贾峰组成陕县县委，随三十八军挺进豫西，开辟陕县工作，蔡任县委书记。开辟工作的干部、战士、包括饲养员、通讯员在内，总共只有14人，又是一次数百里徒步行军！他们连夜出发。行至曲沃县西韩村，蔡迈轮与三十八军军长孔从周、政委汪锋接上了关系，然后，马不停蹄，一同赶到黄河岸边才停下来。面对波涛汹涌的黄河和对岸激烈的枪炮声，看到千军万马要从这里飞渡，向豫西挺进，这牵动整个战局，具有战略意义的进军鼓舞着他们。蔡迈轮主持召开了县委会议，研究了强渡黄河后的政权建设和有关问题，统一了全体同志的思想行动。

      8月22日，蔡迈轮等随三十八军渡过黄河，回到陕县后，开始了紧张的战斗生活。他们为解放军筹集粮草，了解情况，亲自到乡下组织担架队。陕州城解放后，监狱里关押了几百犯人无人看管。他和县长韩路光亲自握枪在监狱站岗。幸亏在战争间隙，他们在观音堂煤矿发动了工人，组织了工会，于是便从煤矿工会调了一批工人来，建立了县大队和公安队，工作才逐步有了头绪。

      县城解放后，根据上级布置，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当时，土改来势很急，要求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迅速掀起高潮。9 月13日，陈谢兵团前委在陕县大营召开了土改工作会议。会后，急性土改在灵宝许多村庄、陕县西部少数村庄迅速铺开。蔡迈轮虽没有参加大营会议，但对会议的主要精神是了解的，对急性土改中“走马点火”式的“群众运动”，分粮吃大户、不划分阶级的作法是有意见的。10月中旬，陈谢兵团前委在灵宝尹庄召开工作会议时，蔡迈轮在会上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获得了多数人的赞同，在“左”倾思想严重膨胀之时，敢于提出这些意见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然而，事有凑巧。当会议正在进行之时，灵宝急性土改的基点村发生了暴乱，干部、战士、工作队员被暴乱的敌人残酷杀害，前委一些领导从灵宝事件中清醒了，他们到陕县，一把拉住蔡迈轮的手沉痛地说：“老蔡呀!还是你讲得对，贫雇农群众一定还要加上阶级觉悟！”

 1947年10月下旬，陈谢大军战略转移，胡宗南乘机进犯豫西。大军压境，形势险恶。蔡迈轮召开县委紧急会议，立即作了应变的准备：县委、县政府人员和县大队、公安队、各区干队统统集中上山打游击；伤员、病号及家属送往山西解放区；并成立了陕县后方留守处。为了坚持持久战争，县委将留县里的所有干部战士，统一编为“武装斗争指挥部”。从此，在以蔡迈轮为首的县委领导下，展开了艰苦的游击战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对数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的匿迫堵截，一支小小地方武装在战斗中成长，在斗争中磨练，不仅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愈战愈强，发展壮大了。

    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们?当地群众说得好：“蔡迈轮是真正的共产党，他带领的队伍是真正的八路军!”自从游击战斗开始，战士们常常吃不上饭，睡不成觉，每日翻山越岭，疲惫不堪，有些同志的情绪低落下来。一天。宿营在张茅山区的丁家庄村，因人烟稀少，炊事员只找来一些黑豆，煮熟后分给战士们充饥。有些人就吃不下去。这时，蔡迈轮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立即召集全体会议。首先慰问战士们辛苦，表扬大家在艰苦的环境中能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着他说：“我们要夺取胜利，要当好八路军，现在要练好四项基本功：一是能饿。我们今天就是挨饿的锻炼。以后还会有更长的时间吃不到饭，要能够勒紧裤腰带顶过去。二是能跑。敌人有飞机、汽车、马匹，我们只凭两条腿。但我们不但要拖垮敌人，还要跑在他们前面，昼夜跑他一二百里，出奇制胜。我们在敌人眼里就是天兵天将。三是能识别好坏人。我们都是翻身闹革命的穷人，地主、蒋军时刻想吃掉我们，对挑拨造谣，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受骗上当。四是会宣传。我们每个战士，都是一个宣传员，见群众就宣传、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与群众打成一片，扩大我们的耳目。”这一番热情、中肯的话语，驱走了一天的疲劳和忧虑，使干部战士们的心紧紧贴在一起。

蔡迈轮已有8年没有回过家，挺进豫西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提过家。致使前委的领导不知道他是陕县人。在建立了地方政权，局势平静下来之后，他趁下乡调查，才回了一次家。村里人听说他回来，都去看望。他的二婶看见他衣服上的大块补钉，就指着问：“听说你当了官了，怎么还穿这个?你看人家青年军穿得多好?”他风趣的回答说：“人家是国民党，我们是共产党，穿的好光打败仗，穿的不好光打胜仗。你说那个好?”这一问一答，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不同特点，通俗地告诉了群众，乡亲们个个眉开眼笑。的确，在十分艰苦条件下的“陕县土八路”吃的是糠菜，穿的是破烂，甚至有许多战士常常在寒冬光脚板跑路，有的冻坏了脚，有的冻坏了手，甚至冻掉了脚趾头。但他们都跟着党挺过来了，终于获得了胜利。

    深秋的一天，陕县县大队拉到了陕县、洛宁边界山区的簸箕掌村，突然见有一块四、五亩大的地里长满了大烟苗，经查问，是一家大地主偷种的。蔡迈轮说：“这种害人的毒草，不能让它生存。来，我们一齐动手，把它拔掉!”倾刻间把烟苗拔得净光。

    1947年冬，敌人加紧围剿，妄想用坚壁清野困死县大队。县大队的干部和战士在东南深山里，同敌人兜圈子，捉迷藏。一天，县大队到了店子乡的刘家村，全村的几十户人家，都被国民党保安团逼走，村中不仅没有吃的，连锅碗也找不到，只有一个高烧昏迷卧床不起的老太太。蔡迈轮叫来卫生员，为老太太检查病情，打针服药，经过抢救，老人苏醒过来，看到伺候她的是自已的军队，感动得落下泪来。经过老人的指点，找回了粮食和炊具，并找到了被逼上山的乡亲。一次，蔡迈轮带领一二区队从张村经店子、宫前到李村去，行至红树院村时，同志们都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恰巧路过一片萝卜地，有些战士、干部禁不住口干舌燥拔了萝卜吃起来。蔡迈轮立即走到两个干部身边问道：“我们是流寇，还是人民武装?”两个干部默不作声。经过蔡迈轮的教育，两个干部立即检讨错误。蔡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敌人心脏里打游击，处处要团结群众，爱护群众。如果我们这样的无组织、无纪律，随便毁坏群众的庄稼，还不是和土匪一样吗?”他的几句语重心长的批评，使大家顿觉眼明心亮，从此再没有这类现象发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敌胡宗南、裴昌会以六个旅的兵力，对解放区实行大扫荡，情况更加严重。

l948年元月，县大队和敌人周旋到陕县、洛宁、渑池三县交界地区，不料被密密麻麻的敌正规军四面包围。敌人的枪炮一齐开火，弹片乱飞，不少同志在战斗中负伤，鲜血染红了白雪。蔡迈轮在山坡上组织大家突围，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只要突围出去，就是胜利！”他边喊边指挥队伍向北转移。天快黑了，敌人不敢冒然追击。我们的干部战士一鼓作气冲出了包围圈，转移到渑池西部。这次转移突围，虽保存了力量，但却违背了上级“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规定，所以在停顿下来之后，蔡迈轮立即向地委汇报，主动承担了责任。

1948年初，县东山区下了鹅毛大雪，天寒地冻，这里是红胶泥地板，白天雪化了满地泥泞，又光又滑，夜间冰冻了又硬又尖，象是上刀山一样。我们的干部战士，有的穿不上鞋，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和敌人打游击。许多人手脚冻裂了，一拐一瘸。县大队回陕县只有十几天，敌正规军又包剿过来。其间第二队在头峪村被国民党军一个团包围，突围时大部牺牲。县长韩路光和中队长莫增玉牺牲后，被敌人割下了头颅，挂在涧河桥头上。蔡迈轮带一中队在李村区活动，被敌人分割，情况不明。蔡迈轮面对着被凶恶敌人包围的革命同志，坚定地表示：绝对不能被敌人吃掉，要下决心把同志们保存下来。这是革命的本钱啊！组织上要处分，要追究责任，我一个人来承担。于是，他果断决定向渑池北部黄河边突围。几天后，他们到了太岳五地委所在地渑池县北坡村。太岳五地委认真听取蔡迈轮的汇报。肯定了他的这一正确作法，决定陕县的同志都过黄河，到山西垣曲进行休整。

    同年3月，经过休整的陕县党政军干部、战士，士气高涨，兵强马壮。他们回到陕县的第一仗杜家战斗，就击溃了数倍于己之敌军，重新在县东站稳了脚跟。5月，县大队配合分区部队向西进军。在张茅位村战斗中，活捉了陕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史醒民。6月，张村坡头战斗中，又俘获了国民党少将朱景武。这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都倾注着蔡迈轮的心血，显示了他的指挥才能。一次战斗间隙，他给战士们讲“麻雀战术”说：“就象老太婆在院里晒麦子，麻雀来叨吃，你打时它飞了，你放下棍子它又来了，终究要吃饱，还叫你打不住。”这通俗的比喻使战士们个个心领神会兴高采烈。蔡迈轮最后概括说；“这就叫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保全自己，吃掉敌人。”

    1949年元月，陕州地委在栾川县三川整党，蔡迈轮带陕县干部参加，他在一个多月的整党中，对挺进豫西近两年的思想、工作、作风进行了回顾总结。尽管他在开辟豫西中，由14人十来条枪，很快发展到一支上千人的人民武装，解放了全县广大地区，但他仍然不满足于这些成绩。整风结束后，组织上调他任陕州地委宣传部长，他仍迅速返县，安排工作，部署战斗，丝毫没有放松对陕县工作的关心，直至全县解放。

(五)

陕州地区解放初期，社会秩序比较混乱，人民生活、生产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但最突出的是社会治安问题。躲进山里的残匪和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互相勾结，不断造谣破坏，到处打黑枪，抢财物，袭击地方政权，杀害革命干部和家属。剿匪成了崤函地区的中心任务。

l949年7月，省委把剿匪列为下半年的中心工作，并确定豫西为全省剿匪重点，建立了“陕洛重点区剿匪指挥部”。蔡迈轮在剿匪指挥部主抓政攻、宣传，并负责编辑出版《剿匪导报》。他每天奔波于剿匪基点，深入调查，依靠干部群众，收集情况，研究对策，编印材料，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年底终于夺取了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在此期间，他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剿匪斗争纪实”，翔实纪录了豫西各县对土匪进剿的情况和部署，为人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l950年2月，蔡迈轮调中共郑州市委工作，先后任市委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和党校校长等职。

解放初期的郑州，三反、五反、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肃反、建党、改造知识分子、工业建设等，工作头绪多，干部少。蔡迈轮仍是那个老作风，认真负责，深入调查，埋头苦干。每项工作，从了解情况，听取汇报到整理材料，他都是亲自动手。白天干不完，晚上加班到深夜，任务紧了，常常通宵工作。机关发展新党员，他都亲自谈话，并注意总结建党的经验。他亲自撰写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经验材料，曾在《河南日报》上公开发表。

    蔡迈轮在工作作风上的显著特点是：坚持原则，一丝不苟。进城以后随着环境和地位的变化，一些干部经不起考验，贪图安逸享受和腐化堕落的思想开始滋长，少数干部违犯了党纪国法。凡是研究这类案件，蔡迈轮都坚持按原则办事，对干部严格要求，从不迁就姑息。中共郑州市委对犯错误干部坚持原则、严格要求的经验曾得到省委的肯定与重视，并让蔡迈轮在全省组工会议上介绍了经验。

    就在这一时期，在干部中，还刮起了一阵“离婚风”。蔡迈轮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反对“喜新厌旧”的坏作风，以身作则，牢记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从没有为“离婚风”所动心。

    他爱人是个小脚农村妇女，年龄比他大，又没有男孩。有人曾劝他离婚再找个年轻有文化的，他都一概拒绝。他说：自己的好妻子“过去在农村为我吃过苦，受过难，战争年代我们出生入死，她为我操碎了心，我永远不能忘了她。”在此期问，蔡迈轮还通过思想工作，使一些闹离婚的干部打消念头，改变态度，成全了许多家庭。由于蔡迈轮对结发妻忠贞不渝，曾被省妇联誉为“模范丈夫”。

    1954年，蔡迈轮调任河南省民政厅副厅长。为搞好民政工作，他认真调查研究，坚决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努力维护人民的利益。刚刚到任，就发生了黄河两岸群众矛盾激化事件。本来，黄河两岸的矛盾是历史形成的。西起孟津，东至山东，年年闹事，有时为争河滩地，双方群众出动打群架。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蔡边轮就派专人沿黄深入调查，找出矛盾的焦点，拟订了“黄河滩地处理办法”，将沿黄各县县长请来讨论、研究、修订，最后报请省政府以政令颁布施行。这个老大难问题，经他有条有理的处理，终于得到了解决。

    1956年，蔡迈轮调省人委任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到任后，首先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在他的筹划下，将省直机关驻地附近的一片荒草湖、臭水坑进行综合治理，发动机关干部义务劳动，终于把这片荒芜脏乱的地方修建成为环境优美、有山有水的“紫荆山公园”。在修建过程中，蔡迈轮从设计、施工，人力、物力的筹集，义务劳动的组织等，都亲自部署和具体指挥，并带头参加义务劳动，比别人洒下了更多的汗水。二是狠抓了办公厅的机构建设和思想建设，提高了干部的政治觉悟和工作效率。在这些工作中，他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以勇于吃苦、勇挑重担的一贯作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爱戴和赞扬。作为一个省人委副秘书长和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他主管住房分配。但是，按职务来说，他的住房是最差的。他主管机关财务，从不乱支一分钱，坚决反对和制止铺张浪费。他主管汽车，但从没有因私事用过一次车。他坚持原则，秉公办事。1962年国家困难之时，有人给办公厅个别领导干部送去不少土麦子喂鸡。省委就此事对办公厅提出批评，并要求作检查。蔡迈轮坚决按省委的指示办事，纠正了这一错误。

1959年，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又在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的所谓右倾，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促使人们进行认真思考。但是，党的一些领导同志，头脑还在升温，这时如果对“三面红旗”提出不同意见，是要冒政治风险的。蔡迈轮从实际出发，从群众利益考虑，坚决反对虚夸，不同意对小麦亩产7320斤的报导，并把省直机关千余人的大食堂分为几个小食堂来办。有人说这样不符合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他说：“成立那么大的食堂，吃饭排长队，一顿饭吃很长时间，怎么工作!”但是，他的正确意见还没有贯彻下去，便遭到了批判，给他加的罪名是“给大跃进吹冷风”，是“怀疑派”，戴的帽子是“右倾”。

1961年，国家正处在严重的困难时期。省委派他到豫西的宜阳、伊川、新安等县检查工作。他发现新安县正刮起一股“反瞒产风”，县委仍在群众中“挤粮”。蔡迈轮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新安农村生活贫困，缺粮户很多，浮肿比较普遍，有的地方已有饿死人现象。新安农村的实际情况不是“瞒产”，而是缺粮。耿直的蔡迈轮不顾政治风险，如实地向省委写了报告，从而制止了新安的“反瞒产风”，发放了救济粮款，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7年，蔡迈轮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1964年到广西省兴安县农村搞“四清”，任花园公社打渔村四清工作队指导员。这个村是中南局进行“四清”的重点，中南局副书记吴芝圃、林业部部长雍文涛都驻在这个村。四清工作队的纪律是很严格的，必须和社员实行“三同”，不能特殊。当时，广西农村的群众生活是一日三餐吃大米干饭浇辣椒水。这种生活北方地区身体强壮的人尚不能适应，对于患有严重痔疮的蔡迈轮更是一个难题。他到队时间不长，便经常便血，蹲厕所长时间起不来。但他从不叫一声苦，仍然默默坚持。一般的工作队员坚持不了，可以到街上买些东西吃；而他的格言是“以身作则”，再大的痛苦也要自己忍受。房东看到他蹲厕所的鲜血和日益消瘦的面孔，于心不忍，就对他说：“咱这个打渔村靠着漓江水，小鱼多的是，给你弄点小鱼吃治治病，养养身体吧！”蔡迈轮坚定地说：“那可不行，这不是叫我们犯错误吗?”不久，蔡迈轮又患十二脂肠溃疡，经过组织批准，住进了医院。因为他的身体亏损太大，长时间没有恢复过来，直到1965年6月四清结束，他还躺在病床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忠诚地交代历史，从不看风使舵，苟且偷安。因此他被关进了“牛棚”。1968年，蔡迈轮又被下放到湘、粤、桂边境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的任务主要是放牛养牛，同时也从事盖房子、拉板车、担水、浇地、种菜等劳动。他在那里3年多，始终对党忠心耿耿，毫无怨言，一边劳动，一边写下了几万字的日记，记录了自己的劳动感受和思想变化。最后经多方调查，证明他的历史是一贯革命的，才于1972年5月，重新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安排了工作。

    蔡迈轮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千头万绪的任务便向他压来。他周密计划，日夜操劳。这时，留在“五七干校”的老伴在一次劳动中发生了事故，摔断了腿。在医院接骨后无人照料，只好接回自已宿舍。这时，蔡的小女儿仍下放在海南劳动。按理说，家里有卧床不起的病号，应该让女儿回来伺候，或自已请假护理一段，都在情理之中。而他却不让女儿回来，自已也不请假，每天早早起来给病人喂饭吃药，端屎倒尿。上班时把药物开水放在床头，一切安排停当，门一锁，上班去了。就这样，他恨不得把几副担子一下挑起来，从不影响工作，更不愿拖累女儿和别人。蔡迈轮在中南局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虽是领导干部，但他从没有领导干部的架子，也不搞任何特殊，始终坚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家住广州市梅花村，距机关二里多地，但他上、下班从来都是步行，不要汽车接送。干部们普遍反映，在蔡迈轮身上，处处闪耀着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六）

1973年秋天，蔡迈轮调回河南，先任省民政厅副厅长，后任厅党委书记、厅长。当女儿们得知他选择了民政工作，经常要和火葬场、烈士陵园、精神病院和残疾人员打交道时，就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搞这个工作呢?”蔡迈轮说：“民政工作是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愁，工作重要，任务艰巨，搞这个工作有什么不好?”从此，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民政事业。在任职10年间，他跑遍了全省的每一个县。哪里有灾情，他就出现在哪里，盲、聋、哑、残人员的生活出路，伤残军人的安置，灾区群众的衣食住行，成了他经常谈论的话题，遇上大雨连绵，他总是坐卧不安，联想着哪里又要遭灾。他的心里总是想着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对个人及家庭的安危苦乐却从不计较。1974年中南局撤销，他的小女儿石柏随父母调回到河南，分到一个小厂当普通工人。看到许多一同调回的干部子女都分到较理想的单位，女儿一时想不通，闹起情绪。蔡迈轮严肃地教育批评女儿说：当个工人多光荣啊!我不相信这个小厂就容不下个你!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他的亲属子女都以他为榜样，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蔡迈轮工作扎实，作风正派，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光明磊落，处处以身作则”，凡是他工作过的地方的干部和群众都是这样评价他，赞扬他，怀念他。

1974年7月，河南省民政厅召开了一次全省民政工作会议，本来会议的文件起草、总结，历来都是办公室的事。但是在蔡迈轮的主持下，不仅会议的文件他都亲自参加讨论、研究，而且还亲自起草。别人写的他亲自动手修改，每一个字都认真推敲，其工作态度令人十分敬佩。

他对原则问题从不妥协，更不会随风倒，看上级领导脸色行事。 50年代初他到民政厅时，就遇到一个荣军学校的校长和军人未婚妻谈恋爱。蔡迈轮主持研究，决定给这个校长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后来，有人要“纠偏”，蔡迈轮始终坚持原则，维护集体研究的正确决定。

    同蔡迈轮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用“清正廉明”四个字来概括他的品德和作风，并且，谁都能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严于律己”的事例。l954年夏天，他带了几个同志到淮滨县救灾，同大家一起，跳进洪水里抢险。身上穿的衣服在水里浸泡，不能洗换，都发霉了。随行人员都要到街上去买件衬衫替换，并要他也买一件。蔡说：“你们可以买，我不能买，什么原因?过两天你们就知道了。”原来是他已听过传达棉布定量供应的文件，就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地执行党的决定。后来他在民政厅主持工作，规定凡非因公用车，个人要交费，自己以身作则，坚持执行，并严格要求亲属子女，从不准他们用机关的车。他坐的车是50年代的老“华沙”，别人都说这个车太老了，多次劝他更换新车，他却说：“车老怕什么，说明它的贡献大！”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厉行节约的光荣传统。

    1975年，河南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全省32个县、1200万人口受灾，200万亩土地被淹，水灾造成的损失达34．8亿元。不少地方是房屋财产一扫光，灾民一无所有，失去了生产、生活的自救能力。在这特大灾害面前，蔡迈轮整日带着一些同志深入灾区，调查研究，摸清各地灾害的程度，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准确地把受灾情况上报省委、省政府和中央、国务院。同时他每到一地，都动员灾区的政府和人民挺起腰杆，振奋精神，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并督促检查帮助地方解决生产自救的实际问题。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援下，河南人民终于战胜了特大灾害，渡过了难关。

    搞民政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来不得半点疏忽。特别是历次运动中，牵涉到对人的处理。蔡迈轮要求更严。他对每一个问题、每一条意见、每一个疑点，都要反复进行调查，认真分析研究。为了使调查的同志查清事实真象，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还讲了聊斋上胭脂丢绣鞋的故事来启发大家。在他主持下，基本上没有大的遗留问题。

    由于他注重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所以对于一些搞浮夸，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都能及时发现，及时纠正。l980年豫西某个地区受灾，地区在申报灾害时说得非常严重。蔡迈轮坚持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结论是2／3是好收成，1／3是重灾区。后来，他到中央汇报灾情，民政部部长听了蔡迈轮的汇报，非常赞赏，他对蔡迈轮说：有1／3的困难，也决不会影响上级对救灾的重视和解决。

    蔡迈轮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他常说：“接受人家的礼物是好吃难消化，总有一天要上吐下泄，不可收拾。”他担任民政厅长，凡遇到不正之风，都坚决抵制。一次，他的老战友的女儿想调动工作，提了一捆烟酒点心来找他。蔡迈轮见了便痛心地说：“怎么你也学会了这一套！”硬让那个姑娘把东西拿了回去。还有一次，一个老战友的孩子来找他，带了两条烟，他让来人把烟带走，后给来者写封信：“你要求调动工作．如果情况特殊，我可以代向有关单位反映。但你们年纪轻轻，不要染上这种送东西的不良习气。”l978年，他到淮滨县检查工作，县委书记是蔡的老战友，用自己的钱买了点花生油送给蔡迈轮。他坚决不收。老战友敬佩地说：“你真是个老什维克的作风。”

1982年，蔡迈轮身患癌症，已经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仍然为民政事业坚持工作，并经常加班熬夜。8月，他又随同省灾情汇报团赴中央汇报，在北京期间，领导和同志们都劝他去治治病。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去医院检查，有时病痛发作实在支持不了，就在招待所医务室临时拿着药应付一下。在北京停留l8天，完成工作任务后，回到郑州，经检查癌症已发展到中晚期。组织决定送他住进了湖北省肿瘤医院。医务人员说团鱼可治癌。陪护的同志便让信阳送了一些，蔡迈轮在病床上交代：让来人把团鱼钱带回去，当时送鱼人不了解价钱，后来，病情恶化。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厅里陪护的同志叫到床前，再三叮嘱说：“在我死之前，一定把这件事办了！”当听到陪护的同志答复已经办好时，他才闭上了眼睛。

蔡迈轮病逝的消息传到民政厅和省、市机关，多少人为他流下了悲痛的热泪。民政厅里跟随他一起工作的一位同志立即写了一首悼念的长诗和挽联，道出了广大干部的心声，一下子竟有数十人在挽联上签名。挽联写的是：

持重练达，从来治事严谨；

宽人律己，素着长厚作风。

北京、兰州、济南、广州、武汉、洛阳、三门峡唁电象雪片一样飞来，武汉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在唁电中称蔡迈轮是“云水襟怀，松柏气节，不愧为革命前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追悼会那天，自动到会悼念者很多。不少同志沉痛地说：“今天追悼的是真正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