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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进

作者:上官丛蓉 日期:2015年02月27日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 次 


 

 

赵进,原名赵翠荣,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仁村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处科员。1949年,全国解放后,调广西柳州专区任干部学校教育主任、土改委员会副秘书长、柳州市公安局秘书室主任、政治处主任、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市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6143日病逝。

憎恶封建地主家庭

1918616,赵进出生在渑池县仁村乡槐圪塔村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辈不但在仁村拥有很多土地、房产,而且在北京、开封等地还经营多处药店、茶店和旅馆等。后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和军阀的连年混战,家族日益破败。

赵进的父亲赵鉴初,年轻时是个花花公子,娶了两个老婆,不知用功读书,也不管家务。祖父去世后,他才浪子回头,开始料理祖业,但不问政治,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赵进的母亲出身地主家庭,生性善良懦弱,生下了赵进和弟弟两个孩子,却很少与孩子们在一起生活。赵进的庶母是个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的女子,知礼明义为人厚道,对赵进影响较深。赵进自幼受到封建家庭教育,8岁随父亲和庶母在北京读私立小学和高小。读书期间,她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灌输给她的大都是只有读书才能独立作人、出人头地的思想。父亲对她管教严格,要求她一定读大学留洋,将来光宗耀祖。赵进很聪明也很用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功课总是在优等以上,博得了父亲老师的宠爱。赵进的弟弟五岁时,也被接到北京由庶母照顾。

九一八事变后,赵进随父到开封读私立初中和高中。她在保持功课优等的同时,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茅盾的《子夜》等。教她语文、历史的教师思想比较进步,讲课中时常揭露社会弊端,在赵进的心中埋下了对社会不满的种子。此时赵进的母亲也因孤单寂寞而精神失常,继而就失踪了,家里人都说是丢人的事,没有人去找。幼小的赵进很替母亲抱不平,由对社会的不满而产生了对这个封建家庭的憎恶。

走上革命道路

1935年,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当运动波及河南时,拥有一腔爱国热情的赵进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学生运动,南下请愿,要求蒋介石抗日。请愿学生到了车站,南京政府却命令火车停开,赵进和同学们在严寒的冬天,卧了七天七夜的铁轨。南京政府派人与学生讲和,假意接受了学生们的抗日要求。赵进和同学们接受了南京政府“读书救国”的劝解,回到学校继续上课。1936年,赵进读高中时,老师经常在上课之余讲抗日救国道理,揭露政府消极抗日的罪行,让学生读进步书刊,赵进的思想进步很快。她参加了合唱团,通过演戏、出墙报等形式宣传抗日。

对赵进影响最大的是在高中读书的表哥郭升允(中共党员,新安县人)。表哥借给她延安出版的《解放》等刊物,给她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介绍社会科学书籍。在郭升允的影响下,赵进一步步走上了革命道路。七七事变后,抗日救国运动进入高潮,学校停课。赵进征得父亲的同意,与同学一起来到豫北百泉,参加了国民党五十三军政治部的一个剧团,从事抗日宣传工作。该剧团是以东北流亡学生为主的战地剧团。剧团的主要任务是到距敌人二三十里的地方,向战士和当地群众进行战地宣传。赵进的热情很高,不知疲倦地宣讲、演唱,鼓动大家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后来军部开始限制她们的活动,剧组人员先后离开剧团,赵进也辗转开封,按照郭升允的安排,于1938年初回到了家乡渑池县槐圪瘩村。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笼罩渑池,中共党组织一直没有恢复活动。19383月,为了恢复发展渑池县共产党的组织,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新安县委按照洛宁中心县委的指示,派遣中共党员刘书景(赵进的表姑)到渑池县仁村槐圪瘩村。刘书景以躲避日寇飞机轰炸为名,利用和赵进父亲的亲戚关系,在仁村的县立第三完全小学教书。赵进和新安县来的郭勇(赵进的表妹)也同时到该校任教。

赵进和郭勇都曾经受过革命思想影响,刘书景对她们进行抗日救国思想教育,介绍她们阅读革命书刊,讲述国家的时局和任务,激励她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刘书景的教育培养下,赵进、郭勇思想进步很快。5月,由刘书景、郭升允介绍,经中共新安县委批准,赵进、郭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该校建立了党支部,刘书景担任支部书记,赵进任组织委员,郭勇任宣传委员。

仁村学校党支部建立后,积极开展活动,组织高年级学生唱爱国歌曲、张贴标语、出壁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她们还介绍一些抗日、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给年龄较大的学生阅读。仁村学校距新安县委有六十多里山路,交通联系很不方便,学校党支部不能及时按照上级指示定期开会研究工作,对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能及时贯彻,遇到问题难以解决。1938年夏,学校放暑假期间,中共新安县委将刘书景调回新安县石寺学校工作。赵进、郭勇积极要求到陕北学习。19389月,经组织同意,刘书景介绍赵进、郭勇到陕北公学看花宫分校45队学习,仁村学校党支部就此停止活动。

19389月,赵进同表妹郭勇假借到西安升学的名义,骗得家庭的支持和路费,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与一些同志一起长途跋涉到陕北公学分校学习。由于赵进勤奋好学,文化和理论水平提高很快,三个月后就从普通队结业升入高级队学习。入队后,赵进表现出色,被安排到支部工作。在支部工作中结识了他以后的爱人周彤。一个多月后,学校调赵进到陕北公学图书馆任主任。在图书馆工作中,她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为以后的成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938年冬天,赵进随陕北公学到延安。陕北公学与鲁迅艺术学校、工人学校等合并为华北人民联合大学,与抗大组成第五纵队,由罗瑞卿等带领到晋察冀边区敌后进行学习。赵进先后在联大教育处、政治处、研究室等处工作。这一时期,是赵进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提高最快的一个阶段。她从一个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娇小姐,彻底转变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抗大学习中,她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学习军事、社会科学等知识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由最初朦胧的抗日爱国、不满黑暗社会的朴素思想转变为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从对解放、翻身简单的理解上升到明白了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她的阶级觉悟也得到了提高。刚进抗大,她因为从小家庭条件优越没吃过苦,吃不了饭,干不了重活,在周围同志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她摆脱了娇小姐的作风,和同志们打成一片,自觉参加劳动锻炼,得到了抗大同学和老师的一致好评。1942年,抗大毕业后,赵进被派到地方工作,先后在易县、涞水县委作过宣传干事,通讯干事等。1945年日本投降后,赵进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察哈尔宣化市立第一完全小学校长,察哈尔省立中学教导主任等职。

鞠躬尽瘁为党工作

1949年北京解放,赵进调入北京,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处科员。同年冬天,到广西柳州作接管工作,后任柳州专区干部学校教育主任、柳州干部训练班副班主任、柳州专区土改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1952年夏以后,历任柳州市公安局秘书室主任、政治处主任、柳州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常委等职务。

赵进从一个一般干部一步步走上党的领导岗位,但是她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1952年,赵进任柳州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时,已怀孕9个月,仍坚持每天徒步往返30里下乡了解情况,搞调查研究。为帮助解决一个同志的思想问题,三番五次与其交谈,耐心教育,终于使那位同志积极工作,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忘我工作,开创了柳州市检察工作的新局面,得到自治区检察署的通报表扬,还被评为柳州市先进工作者。

赵进任柳州市委宣传部长时,不但经常作报告,还亲自作理论学习辅导,每一个报告,每一次学习辅导她都亲自动笔完成,不让秘书写材料。她的工作时间从来不以8小时计算,每天几乎都工作到深夜,经常通宵达旦。孩子们常见她在上班前合衣休息一会儿,就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她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经常到各学校与师生们交谈,解决师生们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具体困难。她身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爱人周彤又是市长,但是她平易近人,同志们在她面前毫不拘束,都愿意和她接近。

赵进的原则性非常强。每年升学的试题都要她审查,但在她女儿考中学的那年,她主动提出回避。她关心同志,反右扩大化时,宣传部一个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她积极向组织申诉,提出不同意见。爱人被错打成反革命(1979年平反)后,赵进一方面服从组织决定,通过正当的方式申诉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做丈夫的思想工作,要他正确对待。在思想负担极重的情况下,她毅然坚持正常工作,并派人去安慰单位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宣传部有的同志家庭负担重,她经常去看望,帮助解决问题。有一个同志要去外地学习,由于生活有困难,赵进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一部分给她,还说是组织上照顾的。

赵进生活俭朴,严以律己,从不以权谋私搞特殊化。她夫妻二人都是高干,家里经济条件较好,但家里主要东西就是书柜、书籍,夫妻二人舍得花钱买书,对其他则一切从简,从没有在生活待遇上向市委提出过任何要求。她一直和几个孩子住在办公楼上一间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这里既是她的办公室,又是卧室,后来才找了一间小房子与孩子们分居。她经常审查戏剧,但每次去看演出,从不要小车,总是步行来回。

赵进对其子女要求严格,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化和优越感。孩子们小时候不懂事,有一次对门卫不礼貌,一向对孩子和颜悦色的赵进发怒了,要求孩子们坐在桌边依次承认错误,并领孩子们向门卫道歉,赵进和爱人周彤也亲自向门卫道歉。他们的以身作则,使孩子们从小养成了尊重他人、平等待人的好习惯。她和爱人还教育孩子们不要靠父母,要学会自立。当时柳州市办有住读学校,学校离家很近,可是赵进却让孩子们去住读,和同学们一起吃住,从来也不给零花钱,星期天才允许回家。因此,她的四个孩子读书时都知道发奋学习,在校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赵进在长期革命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积劳成疾。1959年初,她患上了“侧索神经硬化”的重病。开始表现出双手无力抬起,吞咽不下食物的症状,但她不告诉任何人,毅然克服巨大的困难坚持工作。后来病情加重,连穿脱衣服都要靠子女帮助。她在工作时需要将手沿着桌边移到椅子上,才能慢慢坐下来。再后来就吞咽不下饭粒,每顿饭只能把馒头用开水浸泡透了一点点地咽下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仍没有间断过一天工作。直到组织上再三上门劝说才赴京住院治疗,但治疗基本没有效果。赵进强烈要求不再浪费国家的钱财,1960年底从北京回到柳州。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6143日去逝,年仅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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