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进，原名赵翠荣，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仁村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处科员。1949年，全国解放后，调广西柳州专区任干部学校教育主任、土改委员会副秘书长、柳州市公安局秘书室主任、政治处主任、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市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61年4月3日病逝。

憎恶封建地主家庭

1918年6月16日，赵进出生在渑池县仁村乡槐圪塔村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辈不但在仁村拥有很多土地、房产，而且在北京、开封等地还经营多处药店、茶店和旅馆等。后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和军阀的连年混战，家族日益破败。

赵进的父亲赵鉴初，年轻时是个花花公子，娶了两个老婆，不知用功读书，也不管家务。祖父去世后，他才浪子回头，开始料理祖业，但不问政治，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赵进的母亲出身地主家庭，生性善良懦弱，生下了赵进和弟弟两个孩子，却很少与孩子们在一起生活。赵进的庶母是个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的女子，知礼明义为人厚道，对赵进影响较深。赵进自幼受到封建家庭教育，8岁随父亲和庶母在北京读私立小学和高小。读书期间，她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灌输给她的大都是只有读书才能独立作人、出人头地的思想。父亲对她管教严格，要求她一定读大学留洋，将来光宗耀祖。赵进很聪明也很用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功课总是在优等以上，博得了父亲和老师的宠爱。赵进的弟弟五岁时，也被接到北京由庶母照顾。

九一八事变后，赵进随父到开封读私立初中和高中。她在保持功课优等的同时，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茅盾的《子夜》等。教她语文、历史的教师思想比较进步，讲课中时常揭露社会弊端，在赵进的心中埋下了对社会不满的种子。此时赵进的母亲也因孤单寂寞而精神失常，继而就失踪了，家里人都说是丢人的事，没有人去找。幼小的赵进很替母亲抱不平，由对社会的不满而产生了对这个封建家庭的憎恶。

走上革命道路

1935年，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当运动波及河南时，拥有一腔爱国热情的赵进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学生运动，南下请愿，要求蒋介石抗日。请愿学生到了车站，南京政府却命令火车停开，赵进和同学们在严寒的冬天，卧了七天七夜的铁轨。南京政府派人与学生讲和，假意接受了学生们的抗日要求。赵进和同学们接受了南京政府“读书救国”的劝解，回到学校继续上课。1936年，赵进读高中时，老师经常在上课之余讲抗日救国道理，揭露政府消极抗日的罪行，让学生读进步书刊，赵进的思想进步很快。她参加了合唱团，通过演戏、出墙报等形式宣传抗日。

对赵进影响最大的是在高中读书的表哥郭升允（中共党员，新安县人）。表哥借给她延安出版的《解放》等刊物，给她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介绍社会科学书籍。在郭升允的影响下，赵进一步步走上了革命道路。七七事变后，抗日救国运动进入高潮，学校停课。赵进征得父亲的同意，与同学一起来到豫北百泉，参加了国民党五十三军政治部的一个剧团，从事抗日宣传工作。该剧团是以东北流亡学生为主的战地剧团。剧团的主要任务是到距敌人二三十里的地方，向战士和当地群众进行战地宣传。赵进的热情很高，不知疲倦地宣讲、演唱，鼓动大家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后来军部开始限制她们的活动，剧组人员先后离开剧团，赵进也辗转开封，按照郭升允的安排，于1938年初回到了家乡渑池县槐圪瘩村。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笼罩渑池，中共党组织一直没有恢复活动。1938年3月，为了恢复发展渑池县共产党的组织，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新安县委按照洛宁中心县委的指示，派遣中共党员刘书景（赵进的表姑）到渑池县仁村槐圪瘩村。刘书景以躲避日寇飞机轰炸为名，利用和赵进父亲的亲戚关系，在仁村的县立第三完全小学教书。赵进和新安县来的郭勇（赵进的表妹）也同时到该校任教。

赵进和郭勇都曾经受过革命思想影响，刘书景对她们进行抗日救国思想教育，介绍她们阅读革命书刊，讲述国家的时局和任务，激励她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刘书景的教育培养下，赵进、郭勇思想进步很快。5月，由刘书景、郭升允介绍，经中共新安县委批准，赵进、郭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该校建立了党支部，刘书景担任支部书记，赵进任组织委员，郭勇任宣传委员。

仁村学校党支部建立后，积极开展活动，组织高年级学生唱爱国歌曲、张贴标语、出壁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她们还介绍一些抗日、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给年龄较大的学生阅读。仁村学校距新安县委有六十多里山路，交通联系很不方便，学校党支部不能及时按照上级指示定期开会研究工作，对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能及时贯彻，遇到问题难以解决。1938年夏，学校放暑假期间，中共新安县委将刘书景调回新安县石寺学校工作。赵进、郭勇积极要求到陕北学习。1938年9月，经组织同意，刘书景介绍赵进、郭勇到陕北公学看花宫分校45队学习，仁村学校党支部就此停止活动。

1938年9月，赵进同表妹郭勇假借到西安升学的名义，骗得家庭的支持和路费，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与一些同志一起长途跋涉到陕北公学分校学习。由于赵进勤奋好学，文化和理论水平提高很快，三个月后就从普通队结业升入高级队学习。入队后，赵进表现出色，被安排到支部工作。在支部工作中结识了他以后的爱人周彤。一个多月后，学校调赵进到陕北公学图书馆任主任。在图书馆工作中，她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为以后的成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938年冬天，赵进随陕北公学到延安。陕北公学与鲁迅艺术学校、工人学校等合并为华北人民联合大学，与抗大组成第五纵队，由罗瑞卿等带领到晋察冀边区敌后进行学习。赵进先后在联大教育处、政治处、研究室等处工作。这一时期，是赵进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提高最快的一个阶段。她从一个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娇小姐，彻底转变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抗大学习中，她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学习军事、社会科学等知识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由最初朦胧的抗日爱国、不满黑暗社会的朴素思想转变为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从对解放、翻身简单的理解上升到明白了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她的阶级觉悟也得到了提高。刚进抗大，她因为从小家庭条件优越没吃过苦，吃不了饭，干不了重活，在周围同志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她摆脱了娇小姐的作风，和同志们打成一片，自觉参加劳动锻炼，得到了抗大同学和老师的一致好评。1942年，抗大毕业后，赵进被派到地方工作，先后在易县、涞水县委作过宣传干事，通讯干事等。1945年日本投降后，赵进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察哈尔宣化市立第一完全小学校长，察哈尔省立中学教导主任等职。

鞠躬尽瘁为党工作

1949年北京解放，赵进调入北京，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处科员。同年冬天，到广西柳州作接管工作，后任柳州专区干部学校教育主任、柳州干部训练班副班主任、柳州专区土改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1952年夏以后，历任柳州市公安局秘书室主任、政治处主任、柳州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常委等职务。

赵进从一个一般干部一步步走上党的领导岗位，但是她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1952年，赵进任柳州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时，已怀孕9个月，仍坚持每天徒步往返30里下乡了解情况，搞调查研究。为帮助解决一个同志的思想问题，三番五次与其交谈，耐心教育，终于使那位同志积极工作，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忘我工作，开创了柳州市检察工作的新局面，得到自治区检察署的通报表扬，还被评为柳州市先进工作者。

赵进任柳州市委宣传部长时，不但经常作报告，还亲自作理论学习辅导，每一个报告，每一次学习辅导她都亲自动笔完成，不让秘书写材料。她的工作时间从来不以8小时计算，每天几乎都工作到深夜，经常通宵达旦。孩子们常见她在上班前合衣休息一会儿，就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她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经常到各学校与师生们交谈，解决师生们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具体困难。她身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爱人周彤又是市长，但是她平易近人，同志们在她面前毫不拘束，都愿意和她接近。

赵进的原则性非常强。每年升学的试题都要她审查，但在她女儿考中学的那年，她主动提出回避。她关心同志，反右扩大化时，宣传部一个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她积极向组织申诉，提出不同意见。爱人被错打成反革命（1979年平反）后，赵进一方面服从组织决定，通过正当的方式申诉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做丈夫的思想工作，要他正确对待。在思想负担极重的情况下，她毅然坚持正常工作，并派人去安慰单位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宣传部有的同志家庭负担重，她经常去看望，帮助解决问题。有一个同志要去外地学习，由于生活有困难，赵进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一部分给她，还说是组织上照顾的。

赵进生活俭朴，严以律己，从不以权谋私搞特殊化。她夫妻二人都是高干，家里经济条件较好，但家里主要东西就是书柜、书籍，夫妻二人舍得花钱买书，对其他则一切从简，从没有在生活待遇上向市委提出过任何要求。她一直和几个孩子住在办公楼上一间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这里既是她的办公室，又是卧室，后来才找了一间小房子与孩子们分居。她经常审查戏剧，但每次去看演出，从不要小车，总是步行来回。

赵进对其子女要求严格，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化和优越感。孩子们小时候不懂事，有一次对门卫不礼貌，一向对孩子和颜悦色的赵进发怒了，要求孩子们坐在桌边依次承认错误，并领孩子们向门卫道歉，赵进和爱人周彤也亲自向门卫道歉。他们的以身作则，使孩子们从小养成了尊重他人、平等待人的好习惯。她和爱人还教育孩子们不要靠父母，要学会自立。当时柳州市办有住读学校，学校离家很近，可是赵进却让孩子们去住读，和同学们一起吃住，从来也不给零花钱，星期天才允许回家。因此，她的四个孩子读书时都知道发奋学习，在校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赵进在长期革命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积劳成疾。1959年初，她患上了“侧索神经硬化”的重病。开始表现出双手无力抬起，吞咽不下食物的症状，但她不告诉任何人，毅然克服巨大的困难坚持工作。后来病情加重，连穿脱衣服都要靠子女帮助。她在工作时需要将手沿着桌边移到椅子上，才能慢慢坐下来。再后来就吞咽不下饭粒，每顿饭只能把馒头用开水浸泡透了一点点地咽下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仍没有间断过一天工作。直到组织上再三上门劝说才赴京住院治疗，但治疗基本没有效果。赵进强烈要求不再浪费国家的钱财，1960年底从北京回到柳州。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61年4月3日去逝，年仅4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