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辉，1956年9月至1960年12月曾任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和局长，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这一举世闻名的重点工程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68年6月，在河北省副省长的位置上病逝，时年59岁。虽然他在三门峡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当年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者们凡是认识他与他有交往的，至今仍记得他、佩服他、怀念他。谢辉生前曾说：他一生主要办了两件事，一是三门峡工程，一是海河工程。在这两大工程中，他所创造的战斗业绩和贡献充分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赤胆忠诚、无私奉献和高风亮节。谢辉在战争年代就曾是一位英勇善战、屡建战功的指挥员。他曾是抗战爆发后鲁东南地区最早组织抗日武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三团和二团的连长、营长及二支队副司令员，后转地方工作，曾任山东莒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滨海专署专员，淮海战役时曾任华东支前司令部、支前办事处主任，在渡江战役中任华东支前司令部赣东北办事处主任，建国后还任山东省人民政府民政厅长、副秘书长、城建局长、中共山东省委工业部部长。熟悉他的同志都评价他是一个作风朴实、平易近人、能打善战的优秀领导干部。

向往追求革命  拉起队伍抗日

    谢辉，原名谢焕文，曾用名谢奇，1909年出生于山东莒县（今莒南县）十字路镇一个中农家庭。8岁在本村上私塾，15岁考入临沂县第五中学。学生时代的谢辉，喜爱网球运动，体格强壮，性格爽直坦白，富有正义感，具有坚强的斗争精神。他在临沂五中读书时，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在革命运动的熏陶下，他曾两次参加高年级同学组织的反军阀统治、反旧教育制度的罢课斗争，有时约同学秘密集会，有时公开演讲，非常活跃。

    1928年夏，谢辉在临沂五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当时的莒县一带田赋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终年辛苦不得温饱。谢辉看到这种情形，开始认识到社会的黑暗和社会制度的不合理。1928年秋，北伐军到达莒县，南方组织农民协会的声浪波及到这里，唤起了他的革命激情。谢辉积极投入农民协会的组织发动工作，带领组织起来的农民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在组织农民协会的过程中，谢辉有机会接触社会，广泛了解劳动大众的疾苦，进一步增强了他对地主豪绅的恨，对 劳苦大众的爱。他常常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同权贵们的恶劣行为作斗争。由于受到当地贪官污吏的报复，他不得不离开家乡，于1929年春去青岛谋生，在青岛胶济铁路工会当文书。

    1931年夏，谢辉辞去青岛的职务到了烟台。这时的他，政治上还比较幼稚，他了解到驻烟台的军阀刘珍年与蒋介石、韩复榘有矛盾，接连给刘写了三封信，抒发自己对社会制度和蒋介石、韩复榘反动统治的不满，争取刘的支持，以便投到他的部队或军官学校，创造反蒋、反国民党的条件。没想到这三封信都被当作了“罪证”。谢辉被刘珍年部政训处扣押，送到济南交韩复榘处置。为了营救谢辉，家里托人通融。被托的人提出，只要谢辉“过堂”时，装成神经不正常的样子，以表明过去所说的话都是些“癫话”，然后由审判人员敷衍几句，走走过场就可以放出来了。不料谢辉在受审时，不仅不承认自己有神经病，反而对给刘珍年的信中所表露的反蒋观点供认不讳。在法庭上，审判官高声喝斥他，他就针锋相对，用洪钟般的声音，压过了审判官的吼叫，这样一来，他不但没能被释放，反而受到了更重的刑罚。国民党济南高等法院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共产党嫌疑犯罪名将谢辉判刑五年，关在济南第一监狱。在狱中，谢辉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人，受到教育和熏陶，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1934年，经多方营救，谢辉提前出狱，回到家乡。国民党反动派仍监视他。1935年春，经同乡介绍，他到沾化县乡农学校当了半年教员。这时他革命心切，不顾旅途上的风险，先后到益都、济南、济宁、广州等地寻找共产党，都没有结果，只好又回到家乡，在莒县十区乡镇办事处当文书。

    1936年，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日益高涨。为了抗日，谢辉与同学好友张子亮、何莲峰等一起考取了国民党政府的乡长。谢辉被委任为涝坡乡乡长。这时他一方面利用壮丁训练的机会让富户买枪，一方面接近掌握一部分枪支的地方实力派，壮大自己的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共中央发表抗日宣言，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的谢辉，听到中国共产党号召团结起来抵抗日寇侵略的消息后，立即着手组织抗日武装。他利用乡长的地位和家乡的群众基础，将自己掌握的人枪集中起来，与好友张子亮、刘瑞卿等组织起一支近百人的抗日队伍。他们一面组织队伍训练，一面向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当时士绅名流中的进步人士，出于爱国之心和对谢辉的仰慕，对谢辉出头组织抗日武装积极响应。当地的穷苦百姓对曾经组织农会、带领农民向土豪劣绅开火的谢辉，更是倍加信赖。到1937年初冬，谢辉已发展了近300人的抗日队伍，起名叫“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谢辉任大队长。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部队纪律严明，官兵平等，与人民同甘苦，为劳苦大众打仗除害，因此，人们纷纷传说：“十字路有一支‘红’了的队伍”。

走进革命队伍  成为勇猛战士

    在领导组织群众抗日的同时，谢辉继续多方打听，决心与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1937年深冬，他终于与临沂地下党领导人崔介、汪洋取得联系，并在他们的引导、指挥下，于1938年2月在淄川县与徂徕山起义的抗日武装汇合，他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二团，谢辉任连长。从此，谢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一名干部。1938年3月，谢辉由汪洋、崔介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领导下，谢辉率部参加了一系列对敌战斗，在莱芜战斗、沈家岭战斗以及鲁南的郭庄战斗、八里沟战斗中，他指挥有方，身先士卒，猛打猛冲，表现非常出色，很快由连长升为营长。

    1938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派一部分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开辟和建设滨海根据地，任命谢辉为鲁东南特委委员、军事部长兼山东纵队二支队副司令员。谢辉是莒县人，在莒县、临沂、赣榆三县边区群众中有相当影响。1940年3月，他被选为莒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谢辉虽是学生出身，却具有农民的质朴性格。他常穿农民的便式棉袄，戴毡帽，同农民一样吃煎饼、喝糊粥，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和农民一起干活，帮助解决问题，群众见他一身庄户人打扮，说一口庄户话，处处为庄户人办事，都亲切地称呼他“庄户县长”。

    1941年12月，谢辉被选举为滨海区各县联合办事处主任，1942年12月又当选为滨海区专员公署专员。1943年12月至1948年9月，谢辉先后任滨海行政公署主任和滨海区专署专员等职，始终孜孜不倦地为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努力工作。

    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谢辉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教育士绅，发展地方抗日武装，保障人民权利，及时解决部队给养，做了大量工作。当时莒县少数上层人物，过去对谢辉很傲慢，有的曾是冤家对头。谢辉以团结抗战为重，不咎既往，不念旧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一些人不仅本人为抗战出力，还动员劝说亲朋子女参加革命。谢辉在特委期间，遵照党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指示，利用熟悉情况的有利条件，四处奔波，说服了以“佛教会”、“大刀会”、“金钟罩”等名义组织起来的各抗日武装联合对敌，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他依靠当地党组织，筹建了莒南、莒县和日照县大队等地方武装，壮大了坚持滨海地区武装斗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支队，为开辟和建设滨海根据地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解放战争中，谢辉率领滨海区广大干部和民工队伍积极支前。他四处筹军粮、备衣物，做军鞋，推米磨面的场合时常能见到他的身影。在华东野战部队的鲁南、莱芜、孟良、南麻、临朐、胶河等战役中，滨海区送出大批担架、军粮和慰问品。不久，他根据上级党组织的统一安排，奔赴支前第一线，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渡江、解放南京的战役，一直转战到赣东北。

    在济南战役中，谢辉任鲁中南支前委员会副主任；淮海战役中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前方办事处主任。他坚决贯彻华东局提出的“把民工队伍当学校办”的指示，细致地做民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始终在第一线指挥，做到军队打到哪里，担架队跟到哪里。他以身作则，行军时以一个普通民工的姿态出现在支前队伍中，和民工打成一片。行军路上见伤员被子单薄，就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盖在伤员身上；看到民工的鞋子烂了，就把自己领的鞋送给他。有时他亲自抬伤员，给伤员喂水、喂饭、喂药，还时常帮助民工推车、背枪、背粮袋。在粮食发生极度困难的时候，他果断地抽出一部分干部民工到驻地筹粮。

    在渡江战役中，谢辉任华东支前司令部赣东北办事处主任。他率领民工队伍从安庆南下渡江支前，愈走愈远，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又要急行军，引起民工思想情绪不稳定。对此，谢辉多次召开干部会议作动员，他以“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鼓舞士气，深入民工连队，解决实际问题，稳定了民工情绪，使队伍顺利渡过长江，到达上饶，胜利地完成了支前任务。

领导水利建设   创造卓著业绩

    1949年8月，华东地区全部解放。谢辉回到山东，先后任山东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厅长、省政府副秘书长、城市建设局局长、中共山东省委国营工业部部长等职。在这些岗位上，谢辉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1954年，济南搞“十大建筑”，他作为城建局长，除了组织强有力的施工队伍外，还亲临现场掌握情况，检查施工。每到一处，他不仅听取汇报，而且深入施工现场，倾听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意见，检查操作规程的执行情况，严格质量要求，圆满完成了任务。

    1956年9月，谢辉调任三门峡工程局任副局长。三门峡水利枢纽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一五”期间全国重点工程之一，也是我国在黄河上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亲临工地视察指导，全国各地大力支援。当时三门峡城市建设刚刚开始。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的几万名工程建设大军面临生活、生产等各种困难。工程的领导者们在党的领导下，相信和依靠群众，克服和战胜各种困难，创造工程建设条件，立志把三门峡工程建设好，向党和全国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谢辉分工抓生产。一到任就投入到紧张的项目开工建设中。当时，工程局党委为了保证工程建设，将工程指挥部搬到大坝鬼门岛上二层台阶小平房。谢辉把行李搬到坝头，吃、住在工地，很少在办公室。在工程开始阶段的开挖、爆破中，他白天和施工人员一起现场研究解决问题，晚上就睡在工地简易工棚里。大家看到他经常在工地，善于倾听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意见，组织好生产，都说谢辉是个爽直能干而又平易近人的人，是个好领导。一天晚上，工地组织神门岛爆破时，突然飞起的一块大石头一直落到500米外的鬼门岛谢辉住室屋顶上。负责爆破的技术员紧张万分，连忙跑过去推开门，只见那块大飞石正落在谢辉的床上。所幸谢辉并不在屋内，他正在施工现场忙碌着。谢辉不分昼夜的操劳，感动了同志们。有人以“他的功夫在‘室’外”为题，写文章称赞他与工程技术人员打成一片，善于研究总结生产中的规律和坚持深入现场解决生产中问题的好作风。与他一同共事的人都称他是一个“勇猛的战士”。

    谢辉在三门峡工作的四年，正是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最关键、最紧张的时期。谢辉作为主要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都亲临现场，亲自指挥，表现出了敢打硬仗、善于指挥的领导者的气魄和风度。

    黄河三门峡截流是三门峡工程关键性的一个战役，由谢辉分工主管。根据列宁格勒设计分院意见，选定1958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为截流最适宜时间，并拟定1000个流量（立方米每秒）作为设计流量，截流抛投物依此来准备。没想到该年黄河是个丰水年，到11月16日流量仍在2000立方米每秒以上，而且降势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是否按期进行截流有很大分岐。尤其是苏联专家坚持要延期进行截流。工程局党委经过研究认为，截流是三门峡从第一期工程转入第二期工程的转折点，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谢辉积极执行局党委的意见，他说：“有人主张等待，可季节不等人，等到黄河结了冰，还怎么截流？今年不截流，一拖工期就是一年啊！……不怕它，才能征服它。凭咱们中国人这股倔强劲儿、聪明劲儿，啥样的敌人征服不了啊！”在与苏联专家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谢辉经过周密的调查，提出先进行“截流演习”的意见，这样，巧妙地解决了分歧。谢辉说：“如能进占的话就干下去，否则即停下来。”这样，11月17日8时截流按原计划如期进行。总指挥张海峰、截流指挥谢辉在鬼门岛上进行截流动员，发出了截流的命令。在截流中，谢辉第一个值班。他从夜班跟到第二天的白班，眼熬红了，嗓子喊哑了，小车司机让饮事员送来馒头、鸡蛋和开水，谢辉像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只休息了两个小时就又上了工地，他想亲自摸索出斩断神门河的规律。

    截流中，遇到的一大技术难题就是如何解决进占中的塌方，这也是施工中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截流采用自卸汽车抛投石块进占的办法，如果一塌方，连车带人都将掉进浪涛翻滚的黄河。谢辉与多年治黄的“老黄河”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研制出“安全排”——用钢轨作底盘，上面加方木绑扎成一个长方形的排子。这种“安全排”放在戗堤进占口的边沿，保证了大型自卸卡车安全抛投，并且增加抛投的强度，给汽车司机和前沿阵地的突击队员壮了胆，保证了戗堤的安全进占。“安全排”在使用过程中又经过改造，变得体积小、重量轻，可以用吊车移动，大大缩短了移动时间，加快了截流进度。这种“安全排”博得在场苏联专家康年柯夫的称道，他说：“中国人真聪明！”

    工程在进入第二期截流中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戗堤前沿的料物常常被水冲走。为了避免戗堤塌方，值班指挥动用了四面体，谢辉知道后，非常着急地说：“这四面体是关键时刻攻坚用的，过早用完了，以后怎么办？临时浇筑也来不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又请教“老黄河”，请他们出主意。他们提出了用“葡萄串”来代替“四面体”的办法，“葡萄串”是用8号铅丝编成像网一样的一串一串的笼子，把大石块装进去 ，当抛投一般石料站不住脚时，就抛投这种“葡萄串”，既解决了问题，又节省了“四面体”。三门峡截流经过8个昼夜的连续奋战，终于取得成功，在超过设计流量一倍的情况下，提前完成截流任务。谢辉和他的同事们创造了截流史上的一个奇迹。

    截流工程胜利完成后，局党委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决定1959年浇筑混凝土100万立方米，即“大干一百万”，提前一年实现部分拦洪。这是三门峡工程的第二大战役。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大干一百万的任务，谢辉与其他几位领导相互配合，提出了“十分任务、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口号。谢辉坐阵指挥，天天过问日完成计划量，及时发现和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他敢打硬仗但并不蛮干。浇灌到7月份，天气热了，制冰的氨机还没有安装好，援建的专家提出要停止浇筑。谢辉找技术人员和工人开座谈会，研究出了搭草棚遮阴凉和勤喷水搞养护的降温办法，使浇灌既不停工，又保证了质量。严格质量要求是三门峡工程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谢辉在工程指挥中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严格质量标准。工程施工人员为抓进度与质量验收部门发生争执，谢辉知道后毫不含糊地说：“要听质量验收部门的。”有一次浇灌中，遇到一块倒坡的大石头，苏联专家提出这会影响浇灌质量。谢辉立刻说：“你的意见对，听你的。”立即组织人将石头炸掉。

    谢辉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清醒、无私无畏的人。在三门峡大坝大干一百万的时候，正是河南“放卫星”风盛行的时候。施工指挥人员也想赶风头，于是将施工停下来，安排了一个场面，摆出围歼架势，准备也放一个“一天万方大卫星”。谢辉在夜巡工地时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进行制止，批评他们说，为图虚名准备四五天，就为放一个卫星，造成人力物力浪费，得不偿失。一句话说得在场人员心服口服，随即重新部署，当夜就开盘正常浇筑了。他不图虚名，不愿以所谓的政治来影响国家工程建设，影响正常生产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广大干部职工的信任。许多工程技术人员都愿与他在一起，称他是个无私务实的领导干部。

    在谢辉的率领下，三门峡建设者们用满腔的热情和奋斗精神，7月份即将大坝按经济断面浇筑到310米高程，从而使三门峡大坝提前在1959年汛期发挥了部分拦洪作用。接着，三门峡建设者们一鼓作气，连续作战，全年完成混凝土浇灌量103.8万立方米，实现了“大干一百万”的目标。

    1959年12月，谢辉被任命为三门峡工程局局长。他带领全局职工不畏困难，艰苦奋斗，1960年6月，大坝按经济断面浇筑到340米高程，达到了全部拦洪的要求。1960年底，三门峡大坝基本建成，比原定工期提前了两年。而且经过验收鉴定，被认为是进度快、质量好的工程。谢辉作为工程的主要领导，依靠科学、实干精神，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建设任务，赢得了干部群众称戴，被誉为工地上不可缺少的指挥员。

    1961年初，谢辉调任河北省副省长。在河北期间，他指挥了1963年河北省发生的有水文记录以来第一次特大洪水的抗洪抢险。毛泽东同志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后，谢辉又投入到海河工程上，担任治河常任副总指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忠诚勤政务实   美名永存史册

    谢辉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职务有多高，都始终以人民公仆的姿态，赤胆忠心为人民做贡献。在战争年代，他处处关心群众，发动群众种棉织布，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他察看实情，慰问群众，带领群众挖防空洞，防备敌机轰炸。他任县长、专员期间，亲自主持制订了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生产的制度。他经常对机关的同志说，参加生产不光是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也是联系群众的好方法；人民的勤务员如果经常不参加劳动，他与群众的感情就会慢慢淡薄，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对自己的生活，谢辉总是要求很低。他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自觉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作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当专员多年，吃的穿的和当地农民一样。他有一顶当地农民戴的毡帽，已戴了好多年，帽沿已磨破。一年春天换下来时，被通讯员随手扔掉了，谢辉又把它拾了回来，对通讯员说：“洗洗至少还能戴一冬。”通讯员知道他的脾气，便洗净补好放到了马背的褥套里。他又戴了几个冬天。在吃的方面，谢辉同其他机关人员一样吃大锅饭（按当时的供给制度，专员可吃小灶）。有时开会到深夜，肚子饿了，就让通讯员拿两个粗面煎饼，用开水一泡，撒上点盐，就算一顿夜宵。

    解放以后，生活条件好了，谢辉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职务越来越高，但是生活还是非常俭朴，对自己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在三门峡工作期间，他与其他领导一样，和工人们住一样的平房，等职工都住进楼房，他才搬进新房。在河北省担任副省长时，全家人都住在非常破旧的平房中。他对子女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从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五个孩子，两个大的从小就被送去参加革命，其他三个孩子都是靠自己奋斗，当兵、下乡后工作在很普通的岗位上。

    “文化大革命”初期，谢辉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和肉体折磨，健康受到损害，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后来在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怀下，他才重新出来工作。他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全然不顾自己的病情。1968年6月25日，谢辉准备进京向水电部汇报工作，商定大清河的治理规划。中午，由于过度疲劳，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逝世，时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