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平，原名王全虎，又名王剑平、王启发，1934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先后任连长、副官、中尉分队长；1937年9月参加中共云阳青年训练班，正式参加革命队伍；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华日报》西安分馆经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副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陕县县大队第二大队长、陕县武工队第一队队长、第四区区长等职。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和坏分子，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1959年病逝，年仅44岁。1979年，中共陕县县委为王建平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一

1915年，王建平出生在河南省陕县张村镇南阳村（现宜村乡丰阳村）一农民家庭。家境的贫困使他童年只上了几年小学就辍学务农。但繁重的农业劳动并没有使他丢掉书本，自学成了他生活的需要。1931年，他看到陕县简易师范的招生广告，又得知是公费学习，就前往应试，竟被录取。于是，他由一个放牛娃成了师范生。

王建平刚刚入学，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大批逃难的人群涌入关内。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使他再也不能安心坐在课堂上读书，便带头参加了陕县简师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到陕州城乡各集镇、农村和观音堂民生煤矿，向工人、农民、商贩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街头讲演，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使他与一些爱国青年暗暗下定了奔赴抗战前线的决心。1931年11月，王建平联络爱国青年3人，长途跋涉8天，到达汾阳西北军官学校。该校是以冯玉祥之名，由共产党帮助开办的。王建平在这里学习了《中国革命史》、《红旗周报》等马列主义读物，还学习了军事知识技能，抗日救国的思想进一步坚定。1933年春，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把军校行将毕业的学生开往张家口，作为骨干编入抗日同盟军。王建平被编入吉鸿昌的第二军军部任中尉副官、连长，后调总司令部干部学校任中尉分队长，率队到前线抗击日寇。在同日本侵略者的作战中，他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收复多伦时光荣负伤。1933年10月，同盟军被蒋介石“围剿”而失败，总部与干校人员被遣散，王建平流亡到了南京。1934年8月，在南京与地下党联络时，被国民党特务查获，不幸被捕。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和南京军政当局对他多次严加审讯，他始终没有暴露党组织的地点和联络人员姓名。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军事法庭以“共产党嫌疑犯”和“危害民国罪”判处王建平有期徒刑10年，囚于国民党南京监狱。

近3年的监狱生活，王建平吃了不少苦头，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狱中，他细心观察，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很快和狱中的地下党员打成一片。在同狱共产党员的帮助下，王建平进一步学习了马列主义和党的知识，深刻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旧社会的本质。

二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王建平结束了囚徒生活。在同狱难友的帮助下，于1937年9月，跟随党组织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伍云甫亲切接见了他，询问了他的情况后，介绍他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从那时起，王建平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正式参加革命。

王建平在云阳“青训班”学习期间，党组织又对他进行了认真的考察。“青训班”副主任胡乔木亲自找他谈思想、谈理想、谈时局，征求他的意见。1937年11月，胡乔木向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写了介绍信，介绍王建平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

王建平到达延安后，李富春又与他谈话，了解情况，觉得他是个好苗子，当即介绍他到“抗大”学习。从此，王建平进入了当时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最向往的革命熔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王建平在抗大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认真进行思想总结，他坚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加靠近党的组织，1937年12月被接收为“民先队”队员，并担任民先组长及宣传干事。1938年3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国共合作进行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国共产党需要选派一批政工干部到国民党军队去做统一战线工作，王建平被组织选中，提前毕业，分配到国民党军队九十三军八十三师补充团第三营任政治教导员、政治教官等职。他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编写了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讲义提纲，向友军官兵进行教育。在他的努力下，废除了国民党军队打骂、体罚士兵的恶习，实行官兵一致，军民团结。他不断向官兵进行政治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组织歌咏队，开展军民大联欢，活跃军队文化生活。他挑选政治可靠的士兵组成机动游击大队，亲任大队长，以便在形势需要时上山建立根据地。通过一系列工作，把八路军的政治民主、吃苦耐劳、勇敢善战的作风，带到了国民党友军工作中。这一突出成绩，受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肯定和表扬。

1938年12月，王建平奉调到《新华日报》西安分馆任经理。这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各地不断掀起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浪潮，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之地。经过组织批准，王建平先后两次回到陕县，号召青年奔赴抗日第一线。经他亲自组织、动员，将陕县进步青年王天保、王建同、王帮虎、高学孝、高云卓、杨恩胜等十七八个人带往延安，参加革命，为抗战输送了新鲜血液。这些同志在党的培养下，以后都成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

1940年3月，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批准，王建平带领一批青年学生到达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谈话，征求意见，让他填了“党员登记表”，写了自传和“友军工作报告”。王建平完成任务后，提出想学习一段时间，提高政治水平。陈云当即同意，并于4月5日亲笔向中央党校校长邓发写了一封详细的介绍信，信中写道：

王启发（建平）同志，正式党员，一九三八年三月入党，候补期三个月，一九三九年三月转正式党员（因在友军工作关系），河南陕县人，年二十六岁，家有母亲等五人，有土地七亩。

他于民国廿年入冯玉祥所办之汾阳西北军官学校，至廿二年五月派往同盟军吉鸿昌部当特务长、排长，收复多伦时负伤。同盟军失败后辗转至南京，因友人自开封叫他到南京找党的关系（在同盟军未入党，但受影响）其信被检查，人也被扣押进陆军监狱，判刑十年，至‘八·一三’后无条件释放，由陆军监狱同时放出之人证明，无问题。自云阳经组织部介绍入抗大三期三大队学习。卒业，调西安考航空学校未取。经西安办事处介绍到九十三军野战补充团刘继尧营长处。到晋东南赵洪一带组织游击队，办干部学校，曾获得了一些成绩，三八年底，因该军奉命不准要陕北学生工作，才退出回西安办事处，当新华日报分馆经理至今。

总之，他的坐监及在宪兵司令部情形，由前住过党校学生与他同在监内之赵秀龙、张抱平可证明，其人政治认识可，有些能力，党的生活过得不够，特送你处学习，希发生组织关系。

这封信中，陈云对王建平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政治认识、工作能力、党性锻炼以及在历史转折关头的证明人都介绍得非常具体，并作了认真中肯的评价。

王建平进入中央党校，被编入45班学习。他学习勤奋，劳动、工作也很积极。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并加紧了对延安的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非常困难。王建平在党校学习期间，踊跃参加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他不怕吃苦，在大生产运动中处处挑重担，劲头十足。1940年底，在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和劳动竞赛中，王建平荣获“劳动英雄”称号，受到党中央颁发“劳动英雄奖章”和奖金的奖励。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和大生产运动中，由于超负荷的运转，1941年夏天，王建平患上了严重的阿米巴痢疾，久治不愈，被迫住进延安中央医院。正在治疗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紧张，急需用人。因为王建平在西安开展统战工作有一些基础，组织考虑再三，想让他返回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当征求他意见时，他坚决服从组织需要。8月带病回到西安，投入到紧张、繁重的工作和战斗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四

王建平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夜以继日地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使他所患的阿米巴痢疾日益加重。无奈，经组织批准，于1942年8月回家治疗。这样，王建平回到了阔别11年的陕县。

1944年冬，八路军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解放了陕县东部地区。王建平立即从敌占区跑到县东解放区，向县委书记蔡迈轮（在延安中央党校同班）反映县西敌情，要求参加抗日工作。蔡迈轮当即向他布置了做好张村、菜园民众抗日武装工作的任务，并要求向伪军朱景武开展工作，以利了解敌人、分化敌人和争取中间人士参加抗日。王建平遵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

解放战争初期，豫西地方党的组织尚未恢复，中共豫西工作委员会（简称豫西工委，在黄河北）几次派联络员到陕县，了解敌人兵力部署和黄河河防情况，过河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王建平家。1946年6月，豫西工委地下交通员张永周秘密到陕县收集情报，王建平很好地掩护了他，并把国民党地方当局强化治安、轮训保甲人员的情况和通讯录交给交通员带到豫西工委。7月，豫西工委特派员张永周（时化名周永文）再次到陕县了解豫西河防及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仍落脚在王建平家，与王建平共同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1946年9月，豫西工委派交通员王化德来陕县了解情况，并物色、派遣人员向中原突围部队（时驻卢氏）送款、送密电码。王化德忙中出错，误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保长王启华当做联络接头人王启发（王建平），引起了有多年白区工作经验的王建平的怀疑与警惕。当时，王建平正在往地里担粪，返回时走到村口，忽然看到本村保长王启华（恶霸）、王永昌（国民党政权乡长）和一个陌生人在窑洞顶上。王启华叫王建平过来，对他说：“有一个客人要找你。”面对突如其来的陌生人，又是国民党反动乡长、保长引见接头，王建平由于高度警惕，产生了误解，认为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正在发动全面内战，同时加紧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这个陌生人也一定不是好人，是敌人耍的阴谋和花招。王化德随王建平到家里，说出了蔡迈轮要他到卢氏去执行给新四军送款、送密电码的任务。王建平说：“我不认识蔡迈轮，也不知啥是组织，我是个农民，只会种地，哪也不去。”王建平打定主意，坚决不上敌人的当，一口否认与蔡迈轮的关系，拒绝接受到卢氏去向新四军送款、送密电码的任务。王化德回到豫西工委，报告了王建平的情况，认为他是“对革命丧失信心，害怕动摇”。豫西工委在无法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停止了王建平的组织关系。这也就成了王建平无法洗刷的历史污点，成了后来对他不断审查、批判和错误处理的依据。

1947年8月，陈赓兵团渡过黄河，进军豫西，首次解放陕县。重新组建的陕县县委也随陈谢大军到陕县开辟工作。这时，全县的形势还处于敌强我弱，党政军机构的干部、战士在游击战争中昼夜奔波，非常艰苦。王建平不顾环境的险恶，冒着纷飞的战火找到蔡迈轮，要求参加工作。县委经过研究，很快接收了他。因为他上过军校，打过仗，懂得军事，即任命他为陕县县大队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王建平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不论遇到多么凶恶的敌人，他都冲锋在前，毫无惧色。

1948年1月28日，陕县县大队第二大队200余人在县长韩路光、大队长杨晋升率领下，转战于陕县头峪山地。天降大雪，天气奇寒。国民党胡宗南部正规军一个团和陕县崤陵、宫前地方土顽武装2000余人乘机将头峪包围。由于领导者的麻痹大意，敌人逼近头峪村口，大队领导还未发觉。直到村外枪声四起，二大队乱作一团。县长韩路光面对密密麻麻的敌军，只得下令分路突围。王建平作为二大队的队副，当此危急时刻，带领30余人奋力拼杀，自己冲锋在前，终于成功突围。韩路光带领的一路全部牺牲；杨晋升带领的一路大部被俘。后来，县委任命王建平为县大队第二大队队长，重新组建了陕县二大队。

头峪事件后，陕县县大队因遭受重大损失，在敌人的围攻下不能立足，只得长途向山西垣曲转移。当时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地下积雪达一尺多厚，四周都有敌人追击，干部战士带着伤痛，忍着饥饿，艰难地长途跋涉，昼夜不停。在这险恶的环境中，一些干部、战士实在坚持不住，把背包扔了，把干粮带丢了。王建平身背枪支背包，走在队伍最后边。见到扔下的干粮，他都拾起来背上；见到走不动的同志，就搀扶几步；见到饥饿难耐的战士，就给他一把干粮。大家受到王建平的亲切帮助和鼓舞，终于坚持下来，胜利到达山西垣曲陕县后方留守处。

解放战争时期，王建平在无数次战斗中，先后担任过陕县独立团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陕县武工队第一队队长，第四区区干队长、副区长、区长等职。他在所任职的岗位上，都尽职尽责，以身作则，为打败国民党在陕县的反动武装、剿灭地方土匪势力，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期间，他一心扑在工作和战斗岗位上，从没有向组织提出过自己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建平先后任陕县第四区区长、县财委秘书、县建设科第二副科长。随着社会政治运动的开展，对王建平的“脱离革命”、“脱党”等问题进行了审查。在审干运动初期，对他的历史问题尚能做出比较实事求是的结论。但是，到了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王建平不仅被划为右派分子，还说他没有去卢氏送款、送密电码是“投降变节”行为，因而又加上了“坏分子”的帽子。王建平受到了残酷的批判斗争。一年后，被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1959年含冤病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陕县县委对王建平的问题进行了甄别复议，认为原划的右派分子和坏分子完全属于错划，给予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按公职人员给予抚恤。

王建平的一生，历经坎坷，心向革命，矢志不渝。崤函大地永远铭记他的英名。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王建平个人档案及自传

2、有关调访材料

3、《陈云一简》（载1995年12月28日《中国档案报》）

4、《陈云书柬中的王建平》（载《三门峡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