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陶庭，河北省满城县人，青年时期投身革命，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满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干事，县武装工作队政委，中共满城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边区五分区地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48年调河南工作，先后任中共河南豫西二地委书记、陕州地委书记，参与领导和指挥了豫西剿匪斗争并取得全胜，为陕州地区解放初期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肃反”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被开除党籍，1951年10月离开陕州地委。1952年后，历任河南省财委秘书、省财贸办公室交通组长、省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省建委办公室副主任、省技术局副局长，1978年调任河南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办公室副主任。1983年，中共河南省委经过复查，撤销对李陶庭的错误处理，恢复党籍。1997年8月，李陶庭病逝于郑州。

一

李陶庭，又名李若愚，1914年3月10日出生于河北省满城县西闫童村一个富农家庭。7岁上小学，1929年至1932年在县立师范读书。在校期间，李陶庭参加了学生会，参与组织罢课，抗议学校无理开除进步学生，并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张贴宣传标语，上街演讲，宣传抵制日货。1932年师范毕业后，到宋贾村小学任教。由于思想工作表现积极，受到学校所在村党支部的关注培养。1935年，李陶庭到江城小学任教。这期间，他学习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对党有了一定的认识。卢沟桥事变后，他回到本村，毅然投身革命。1937年11月，经张启愚介绍，在满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任宣传干事、青年干事，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活动。1938年3月，由宋新波、何慕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至1945年8月，李陶庭先后任满城县农会副主任、青救会主任、区长、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县武装工作队书记兼政委、县委书记等职。这一时期正是全面抗战时期，满城县又是日本侵略者占领的主要区域，环境恶劣，抗战任务艰巨。李陶庭积极贯彻党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组织当地抗日力量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8月配合冀中兵团参加了百团大战。1942年，他任县武装工作队书记兼政委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在党的领导下，李陶庭为建立秘密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群众武装作出了积极贡献。领导组织了两次抗击日军侵犯的“反扫荡”，带领队伍袭击敌警察所，端日伪军炮楼，打击特务，缴获枪支30多支、自行车多辆。在这期间，李陶庭由于长时间打仗顾不得洗漱，头发、胡子长得很长，被人送了个“俘虏”的外号。一提起“俘虏”，满城一带的群众都知道，那是个特别会打仗、打鬼子的了不起的人物。他领导抗日力量在冀中平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开展地道战，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一个个辉煌的战例曾在当地老百姓中间广为流传，有的还被编成故事集、小册子被人们传颂。其中“石井地道战”成为华北平原地道战的范例。

抗战胜利后，李陶庭离开满城县，先后任晋察冀一地委宣传部长、五地委副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按照党的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展民主运动、土地改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二

1948年春，李陶庭跟随南下干部工作队来到河南，并任南下工作队副大队长。他先是在豫西二地委工作，任地委书记。1949年4月，调任陕州地委书记。

陕州地区辖渑池、灵宝、陕县、卢氏、阌乡、栾川、洛宁7县，当时正处在人民武装全面进击，打垮国民党地方土顽势力、夺取全区彻底解放的重要时刻。李陶庭到任后，即开始领导陕州地区开展强大的武装进攻，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1949年5月，陕州城解放，地委、专署办公地点随之迁至陕州城。1949年6月，陕州地区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在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同时，也对大股土匪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由于陕州地区处于晋、陕、豫三省交界，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历来匪患不断，土匪势力根深蒂固，加之陕州地区又是河南省最后解放的地区，周边地区残匪大量涌入，使崤山山区一带一时成为多股土匪聚集的巢穴。1949年春末夏初，人民解放军南征渡江，地方武装升级外调，地方人民武装相对较弱，各路土匪武装乘机聚集一起，疯狂向解放区和人民政权反攻。从小秦岭、伏牛山到崤山、熊耳山，成了土匪、军警、特务、会道门、反动党团骨干隐藏出没的窝子，成为全省匪患的重灾区。因此，肃清土匪成为摆在陕州地区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这项任务被作为1949年下半年陕州地区的中心工作，摆上了重要日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邓子恢在5月31日向毛泽东主席报送的综合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陕州地区匪患的严重性，并提出：今后半年河南以剿匪为中心，限定年内彻底肃清河南全境土匪。陕州地区和洛阳地区被确定为全省剿匪重点地区，而陕州地区又是重点之重点。

为了动员全党、全军集中精力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完成半年内肃清土匪的艰巨任务，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1949年6月16日至26日，中共河南省委在省会开封召开了全省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专门部署剿匪斗争。1949年7月3日，正式组建河南省陕洛剿匪工作委员会和陕洛剿匪指挥部，直属省委、省军区指挥。李陶庭任工委副书记。在剿匪斗争中，李陶庭凭借多年的战争经历和作战经验，与工委其他领导一起研究政策，分析情况，落实任务。他善于组织群众，鼓舞斗志。陕州地委召开党代会、部署剿匪斗争时，参加会议的代表中一度有不少同志对半年内剿灭土匪没有信心，有的有顾虑。李陶庭在大会主席团听完汇报后，当即作了重要讲话，分析有利形势，进一步明确了地委、军分区的决心，从而解除了代表们的顾虑。剿匪斗争中，根据匪情和任务需要，工委在陕州地区及结合部又设立了四个剿匪重点区工委会和指挥所。李陶庭采取集中力量、统一领导、一齐动手、分工负责、围绕中心、开展竞赛等一系列措施，认真抓好落实工作。在不同的阶段，他分别采取不同的形式，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到重点难点部位解决困难，抓好每一个环节，常常深入到最基层抓工作落实。一次他深入栾川前线部署工作、指挥战斗时，突然遭遇土匪包围，当时他只带了很少几个人，情况非常危急。李陶庭凭借对地形的熟悉，沉着应付。经过激烈交战，终于化险为夷。剿匪斗争转入清剿散匪阶段后，李陶庭根据大部土匪被歼，匪首在逃，且匪徒分散隐蔽不易歼灭的特点，及时按照上级指示，制定颁布了“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立功者受奖”的孤立匪首政策，组成了剿匪政攻队，宣传政策，瓦解敌人，设立匪伪人员登记处，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广大群众积极响应，说服规劝，传送情报，使一大批匪徒投降，匪首被捉拿归案。盘踞灵宝多时的国民党残匪头目李子奎等人在群众协助下被活捉。

陕州地区剿匪斗争由于展开迅速，措施得力，从7月底到9月的两个月时间内，基本消灭了股匪，清剿了散匪，受到了省委、省军区的表扬和群众的称赞。剿匪过程中创造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受到省委的肯定，并在《河南日报》登载。陕州地委剿匪任务基本完成后，又开展了清匪反霸和土改镇反运动，从而彻底清除了匪患，使该地区出现了形势稳定的局面。

陕州地区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和战争破坏，工农业凋敝，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境地，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解放后，迅速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保障支前供给，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要任务。李陶庭领导陕州地委把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放在重要位置。1949年5月，麦收在即，地委及时指示各县要武装保卫夏收夏种。由于地委、专署的重视，1949年的夏收夏种搞得很好，农民顺利收获了粮食，安定了民心，同时也保证了支前的需要。陕州全区解放后，各县群众支前热情空前高涨，李陶庭作为陕州分区支前司令部政委，除了组织全区支前工作有条不紊开展外，还亲自到支前一线检查工作。1949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为支援解放大西北，决定抢修陇海铁路西段，任务紧迫，工程浩大。李陶庭多次亲临观音堂陇海铁路8号桥抢修工地，察看情况，指挥抢修，保证了工程任务按期完成。

李陶庭在战争年代能打善战，在巩固新政权，建设解放区的工作中，他同样善于领导，勤政廉洁，克己奉公，关心群众生活，体察民情。在繁忙的工作中，李陶庭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深入到田间地头了解农民生产、生活情况，作调查研究。由于他衣着简朴，身边只有一个工作人员陪同，老百姓很愿意同他讲话，向他反映情况。1950年春季天气干旱，李陶庭立即要求有关部门疏通原国民党陕州政府修建的风景渠，引水灌溉农田。他说，国民党可以不顾百姓的死活，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看着老百姓急等着用水浇地而不管不问。他要求立即改造渠道，让它成为一条灌溉渠。

50年代初，财政紧张，群众生活不富裕，李陶庭对自己的生活标准要求很低。他的妻子边凤田，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一直在家务农。每次妻子从河北老家来看他和孩子，李陶庭从不让她到机关食堂吃饭，而安排她自己动手拾柴做饭，花销都是老家卖毛驴和粮食的钱。当时干部实行供给制，每月按规定给领导干部发的津贴和香烟，李陶庭总是结余下来让警卫员上交地委机关总务处，从不拿给妻子和孩子用。给他配发的手表、皮箱、雨衣等物品，多余的就给警卫员用，从不准子女家人占用公家的东西。1952年，李陶庭次子李金山离开陕州中学到开封一中上学时，李陶庭的警卫员把地委给李陶庭配发的手表、皮箱、皮鞋等要送给李金山，李金山深知父亲的为人和脾气，怎么也不敢接收。在警卫员的一再要求下，他才答应带了一件雨衣和一个小皮箱。即是这样，李陶庭知道后，仍然把儿子训斥了一顿，又写了一张上交物品的条子，让儿子把东西送交省委总务处才算了事。

陕州地区从剿匪斗争、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到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运动和恢复国民经济，这一时期是情况最复杂、任务最繁重的时期。李陶庭就是在这个时期在这片土地上战斗工作了两个春秋。陕州地区这段辉煌的历史留下了他的足印。在1951年肃反运动中，李陶庭因所谓“与其恶霸父亲同谋杀害与亲手杀害农民及抗日军人”、“并长期向党隐瞒”等历史问题而受到审查，并于1952年2月受到开除党籍、判刑8个月的处理，从此，他离开了陕州这块土地。

三

1951年10月，李陶庭离开陕州地委后，先是在省委办公厅任组长，1952年3月至11月服刑，后在省财委、省建委工作，任秘书、办公室副主任等职。60年代在省经委工作，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技术局副局长；“文革”中又受到冲击，被批判，下放到密县劳动10年。

李陶庭因历史问题受到错误处理时，才38岁，正值干事创业的黄金年龄，而他职务降了，党籍没了，可谓走入了人生的最低谷。在1952年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他饱尝委屈，忍受不公正待遇，每每与朋友谈起总是潸然落泪。然而，对待党的工作，他却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不抱怨，不颓废，始终抱定对党的信念，把党的事业放在首位，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干好分配给他的每一项具体工作，在工作中处处关心同志、关心下级，始终保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好传统、好作风，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受到普遍赞誉。在省财委、省建委及省经委工作期间，各种政治运动比较频繁，李陶庭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和加深对各种新事物和新问题的认识，并不时地剖析自己的思想言行，使之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当时各种物资都很紧缺，许多物品都需要写条子、批计划才能买到，他虽身居权力部门，又有许多老领导老部下在省厅担任要职，他却从来不因此去为个人和亲属谋取任何私利，而是把这些权利用在为基层和农民群众办实事上。1971年，他下放的密县来集公社某大队的干部找到他，想让他帮助给集体买拖拉机、买化肥，他二话不讲，立即开始为他们奔波，最后给他们争取到了所需的拖拉机和化肥。他在下放期间，还帮助大隗公社观砦大队购买造纸机，办起了造纸厂。这个造纸厂在他的指导帮助下，办得十分红火，给集体和群众创造了很高的收入。大队干部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给他送去了木材等礼品，他坚决不肯收，只留下了一小瓶香油，表示领情。他对农村的干部群众说，帮你们办事，是我应该做的，毛主席派我们下来就是要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这是执行党中央的政策，要感谢就感谢党和毛主席。

李陶庭对子女严管重教。1961年，次子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中专教书，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赶上1962年的干部下放，儿子很想通过父亲的老关系和影响留在省城，李陶庭却对儿子说，国家困难时期，城市粮食供应紧张，你是干部子弟，是吃国家粮长大的，你不仅要下，还要带头下，下去锻炼吃点苦对以后的成长很有好处。后来情况好转了，儿子又找父亲想调回来，李陶庭不但不给儿子帮忙托关系、打招呼，而且还要求儿子也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去找熟人。就这样，儿子被下放在辉县一个离县城40多公里的一所中学，一呆就是11 年，直到1973年，才按照当时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困难的政策，回到省城。李陶庭其他4个孩子中，大儿子被送到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后来成为一名军官；三儿子一直生活在农村；小儿子和女儿虽然跟他生活在一起，却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都是靠自己个人奋斗，才走上工作岗位。小儿子所在的企业不景气，想调进父亲所在的环保部门工作，李陶庭一直没有向组织上张口要求照顾，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一心为公、顾全大局、不谋私利、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

1978年4月，历经岁月磨难的李陶庭，被组织上恢复工作，离开了下放10年的密县，调任河南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当时省环境保护工作，机构是新的，工作刚开始起步，处于初创时期，面临着各种纷繁复杂的情况。李陶庭已是60多岁的人，他不顾年事已高，注重学习，掌握政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积极研究探讨环境保护工作发展思路，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为推动全省环保工作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983年，中共河南省委经过复查作出决定，撤销对李陶庭的错误处理，恢复李陶庭的党籍。1984年，李陶庭离职休养。1997年8月在郑州去世。在遗嘱中，他从不多的积蓄中拿出3000元，捐献给家乡的学校。他还嘱咐子女，他死后要把他的骨灰撒在陕州的土地上。李陶庭去世后，他的家乡、曾经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及环保部门都发来了唁电、唁函，表示对这位老人的敬重和怀念，其中一封唁函写道：“一身正气，生就铮铮傲骨；两袖清风，唯余耿耿丹心。”这正是对李陶庭一生性格人品的真实写照。遵照他的遗嘱，2002年5月，他的子女携他的骨灰来到三门峡，完成了老人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