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议过程。地委传达会分为两次：一次是地委委员中的传达，是全部传达，传达后未作单独研究，结合我区半年计划来讨论的，完全同意传达精神。另一次是直属各机关的传达，是5月5日召开的，传达2天，小组讨论3天，并报告了半年工作计划即结束。参加会议的有各直属单位（地委、司令部、政治部、专署、工商局、银行和分区一个直属团），地方是分委以上，军队是连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共159人：军队131人，政权16人，党委12人。

二、这次会议一般讲是成功的，发现了和解决了大部干部思想，顺利接受了传达精神。这里先着重说明此次会议解决的主要思想问题。三天讨论中，一般说是一天一个问题，着重以下三个问题：1、城市为中心领导乡村，城乡兼顾，树立工人领导，加强工人工作；2、巩固胜利，检查思想；3、联系本分区情况研究工作（主要根据约法八章和报告精神）。

在这次讨论中，发现较重大的思想是关于树立工人为领导的抵抗思想，具体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毛主席说中国战争是农民战争。农民同我们打倒了日本，打倒蒋介石，出差、出粮、出人，是有功于战争与国家，现在又说工人重要了，“用着谁就说谁重要”，“农民打天下，工人坐天下”，咱给人家干了，没有咱的事了。

（二）怀疑工人不会管理国家，依靠工人是否还要农民？“工人离了粮食不行，农民离了工人可行”，“依靠工人还能完成建设任务”？“农村是否可以建设工业包围城市而建立社会主义呢？”“咱们接受工人领导，农民还得领导工人哩”（农民是指城市工作中的农民干部），“国民党统治城市时，是城市统治乡村，我们呢？”“工人对农民的领导，主要是经济关系吧”等。

（三）看着工人不顺眼，有流氓气，不好接近，有技术而要强，内部复杂（指工人成分不纯洁），这是一般看法。

抵抗思想所占的分量，从下面的统计可以看出：

分区政治部小组15个人，抵触的有6人（其中有三年以上干部2人），没有抵触的3人，中立的6人。抵触的占全组40%。

司令部小组共17个人，有12人有抵抗思想，占全组的70%，其中除了三个小知识分子外，都是农民。

专署小组8个人，开始条文都承认了，到扯开后，又感依靠工人不行。

陕州地委会

1949年5月15日

 

 

 

陕州地委关于党代会议向省委的报告

一、地委为了传达省党代会之决议精神，召开了本区的党代会议，为求传达深刻，精神贯彻，特决定除较远县份，如渑池、洛、卢、栾县委及县大队各派一代表参加外，在地委、分区直属单位基干团及陕、阌、灵邻近各县除留下坚持工作的干部外，其余连级与分委一级的党员干部一般都吸收参加了，共到正式代表150人，列席4人，大会从7月11日开始，17日结束，正式会议共计7天。

二、在传达报告之后，在讨论中暴露与解决了如下的思想问题与工作问题。

首先，干部对省委的方针将剿匪作为今后半年工作的中心一环，将陕州作为剿匪重点的重点，完全拥护。因本区多数县份仍有大股土匪存在，严重危害着各种工作的开展，即连渑池亦有潜藏的散匪。

其次，对匪霸的认识更加清醒与明确了。检查过去，一般都存在着重视股匪、忽视散匪的倾向。如部队只注意剿灭股匪，不注意肃清散匪。地方上对潜藏的匪霸，麻痹乐观，认为交枪登记之后，百事大吉，放松管制，给回家的匪霸以破坏活动的空隙。解放陕、灵之前，部分干部在思想上存在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西安解放了，在此大胜利形势下，有的土匪即会不打自垮，交枪投诚，对土匪的反动性认识不足。再者反省出过去对恶霸的结合认识不足。

第三，在部分干部思想中比较突出的思想是“怕吃苦没信心”。有的说：“半年太肯定了，肃清土匪得二年半，明朝以来即没肃清过，现在也难肃清。”刘汉三股匪从抗日时期打到现在，从河北赶到河南，仍没有肃清。有的说：“青纱帐起来了，土匪恶霸隐藏起了。”怕主力由正规作战转入剿匪，弯子不好转，行动笨重，怕剿不着匪，怕主力不能坚持下来，怕雷声大雨点小，领导决心动摇，半途而废。总之在开始讨论中，对半年内肃清散匪的要求，表现信心不足。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是由于过去本区地大山多军队少，在剿匪政攻中力量不统一，军政结合不够，不依靠与发动群众，单纯的军事进剿，情报不灵，在享乐思想支配下，怕吃苦怕爬山，缺乏猛打勇追的进攻精神，几次都失掉战机，造成行动中多次的扑空。结合的问题没解决，其他地区的土匪挤到本区来，剿不胜剿，看到革命快胜利了，别的部队升级了，四野生活好，在享乐思想的支配下，产生了下山思想、野战军思想、冤枉思想。过去在剿匪中，应该解决的困难得不到解决，从过去的剿匪中带来了右倾情绪。二是对当前有利的情况认识不足，对造成信心不足等根源，后来在讨论中分析了当前的有利条件，如此次剿匪领导决心大，增加了主力，党政军民一元化，有过去剿匪的经验，并解决了剿匪中的具体困难，最后信心提高了。

第四，在具体作法上，各县团着重研究了怎样依靠与发动群众起来剿匪，在此总精神下，研究了一般的纪律、作风与接近群众的方法。其次在部队代表中，特别研究了工作队问题，并检查了过去认为军队只管打仗，发动群众是地方干部的事，不愿作群众工作的单纯军事观点，为此由蔡迈轮同志专门在部队代表中报告发动群众反匪反霸，研究了这一问题。在地方代表的讨论中，抓的较为热烈的是政策问题、发动群众问题及作风问题。西进以来检查在政策执行中偏差不大，但各种政策的领导认识上，表现了不够清醒、不够明确，在个别地区个别干部中甚至发生了丧失立场、严重的右倾偏向。如表现在统战政策上，拉多打少或只拉不打，将控制利用的敌人看成是统战对象，将上层捧场、奉迎阳奉阴违，误认为真心诚意，拒绝收枪，认为交了枪保护不了人家。对伪匪人员连伪字不敢提，伪县府科长称为前任科长。用毒品料子招待上层，提出在负担政策上，地富上层不得超过国民党时代的负担。对保甲长的政策：有的将控制利用变成信任依赖，看成自己的干部。在发动群众的指导思想上，检查过去无形中存在一种“必须环境稳定、按部就班、重点示范地发动群众”的思想公式，不会在剿匪中结合反霸，在反霸中结合反匪，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初步研究了怎样在剿匪政攻中发动群众与群运中的政策策略、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和工作作风等几个问题。为了接受与交流在剿匪政攻中依靠群众的成功经验，特组织了大会发言，介绍了三川与嵩县的经验。

大军西进以来，作风问题一般还好，但在个别地区、个别部门干部中，在收枪中仍存在着严重的打骂群众违犯纪律的现象。

三、工委、地委根据本区的具体情况，对本区的形势、方针、任务、步骤作了研究，由文副司令、李陶庭同志作了传达报告。更着重地说明目前的有利形势，提高干部剿匪的决心与信心，统一力量强化一元化领导，依靠与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明确政策，端正作风等几个问题。

专署分区分别召开会议，布置了支前与部队中的政治工作。

四、由于会议准备仓促，缺乏事先酝酿，在讨论中各代表团的思想与工作问题只作了初步的检查，讨论会比较粗糙，个别单位思想领导弱，解决问题比较肤浅。

工委、地委忙于开上边的会议，领导不深入，只听汇报。代表们虽都拥护这一方针，但领会上级的精神尚不够深刻，仍须在行动中抓紧检查，及时指导。

1949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