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寇进犯，蒋军溃退，豫西陷于混乱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反动政府，为了阻止日寇沿陇海路西犯，不顾千百万人民的死活，于1938年6月9日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造成惨绝人寰的千里黄泛区。日军虽侵占控制了由北京经武汉到广州的平汉路和粤汉路，但郑州至信阳间，在日军侵占期间，始终未能通车。从1941年6月至1944年3月，郑州成了死角，豫西半壁也取得一时的苟安。就在这苟安期间，河南的半壁河山战乱孑遗，暂时免于日寇铁蹄的践踏，而千千万万人却死于水旱蝗汤（指水灾、旱灾、蝗灾和汤恩伯）四大灾祸。河南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恨达于极点。等到1944年4月，日寇侵犯豫西，蒋鼎文、汤恩伯统率的数十万大军不战而溃的时候，积愤已久的豫西人民，群起而攻国民党军，大部分枪械被人民缴获。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不敢坐汽车，到洛宁西张村雇个小毛驴骑着跑了。新八军军长胡伯翰，随身佩带的何应钦赠送的白金左轮小手枪也交给了群众。国民党军豫西大溃退时，日寇一度攻占了卢氏城，后又退回洛宁，国民党军则防守卢氏。

我于1944年3月，从洛宁河底家乡到陕西商县去看我的儿子贺崇升（中共党员）。到那里不久，日寇就攻陷郑州、洛阳，并向豫西进犯。崇升动员我速向洛宁，组织地方武装，保家保乡。我原先曾组织过地方武装，充当过洛宁县保安大队长。同邻近各县地主武装多有联系。当时党为了地方武装不为敌伪利用，使人民少受其害，就决定在豫西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崇升那时劝我回县，只说是为了保家保乡，免遭日寇蹂躏。我也曾想，日寇来了，人们都是往后方逃，自己儿子为什么劝我回到已沦陷的家乡去？其用意当时我是不知道的。后来才知道这是党的主张，我多少还能起一点作用，就动员我回洛宁县。

我为什么要回去呢？主要是为了保家保乡。日寇在河北实行的“三光”政策，对沦陷区人民的种种蹂躏，我是有所闻的。想着如不组织起来，必受同样的蹂躏。没沦陷前，组织地方武装，常受反动政府牵制，现在国民党政权不存在了，回去可以凭自己的人事关系放手组织武装。洛宁及其邻县都是山区，地形复杂，便于游击活动。日寇初到，国民党政府撤退了，伪政权未建立，地方枪支又多，正是好时机。于是我就决定离开商县。那时陇海路已不通车，取道龙驹寨、卢氏，穿山返回家乡洛宁的河底镇。

漫山遍野尽是国民党的溃退军，到处抢劫。被激怒的豫西老百姓，为了保全性命，不得已起而攻打国民党军。这样一来，国民党军不敢进村庄，钻空子逃窜。群众高呼缴枪，国民党军成营成团都乖乖地缴了枪。有的自己丢掉枪支，徒手逃命。天空是敌人的飞机在侦察扫射，地面是溃退的国民党军，混乱不堪。我就在这种扰攘动乱中，回到了洛宁县城。县长李碇秋留我在城开了个紧急会议。介绍日军从河北、洛阳会犯豫西，国民党军已失去控制，乱了队，正在撤退等情况，决定由我回到河底镇组织地方武力，配合友军防堵从北南犯之敌，并将洛宁杨坡城村之仓库，拨给我作组织团队之用。我于4月16日回到河底镇，17日敌人就到了河底镇。当时退到河底镇附近之国民党军共七个军。负防守专责的是新八军。军长胡伯翰见了我很客气地说：“现在是人没粮马没草，老百姓都跑了，怎么办？请老兄设法弄些粮草来。”并聘我为新八军军部参议，再三请示我无论如何要设法把老百姓缴获他的刻有“何应钦赠”字样的白金左轮小手枪替他找回来，我答应可以。可是没等找回，他就逃跑了。枪找回来后，转送八路军韩钧司令员了。河底镇一带是新八军的防地，把山沟要隘都堵死了。南犯的日军，仅300多人，2挺重机枪，2门迫击炮。炮声一响，国民党军七个军就如炸了群的羊一样，溃散了。因山沟要隘都堵死了，所以重武器车辆都不能通行，尽委弃以资敌。

我到河底镇，将已组织起来的八、九十人枪，于敌人进攻河底镇时，才转移到距离河底八里之鸡叫头小村，以避敌锋。到河底镇之敌人，就同东来之敌分路向卢氏西进了。攻陷卢氏县城后，又退回洛宁，与卢氏一线的国民党军对峙着。敌人占的是点，其他小的乡镇都没敌人，我就在日寇与国民党军对峙的空隙中组织起洛宁支队，共编四个大队，有人枪七、八百，又将地方遗留的国民党军枪炮弹药搜集起来，充实了部队，并将各村原有枪支编为后备队。扩充抗日武装条件是很好的。国民党军跑了，人民不愿当汉奸，听说组织抗日部队，都纷纷起来参加。初时汉奸造谣说，贺澍三要扒石家沟白学（道门组织，都是农民）的庙，煽起信白学的人的骚动，集聚一两万人，同我作对，情况很紧。为了使地方不受糜烂，我表示愿参加白学，从中解释误会，并说大敌当前，要一致对外，不能自相残杀。事情平息了，就继续同有关系的人进行联系，扩充抗日武装，准备抗日。

二、赶走两面吃的李万如，成立四县联防

蒋介石把他的国军撤走了，并不是就此甘心了。他暗地派人在沦陷区组织伪军，打着抗日游击队的幌子，同敌人勾结，一起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在豫西沦陷前，蒋介石就指示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派豫西大土匪头子李万如（曾任过国民党军的师长、军长）往宜阳叶王沟村王绍先、叶太勋、乔自荣等家运枪千余支，准备沦陷后使用。王绍先、叶太勋、乔自荣都是豫西的大土匪头子，曾当过二十路军张伯英的团、旅长。当时在地方称霸一方，有些号召力量。李万如同他们是绿林朋友，又是二十路军的老同事，早就勾结，准备沦陷后，召集匪类，组织伪军。日寇到豫西不久，李万如就带着他的司令部八大处百余人，来到了宜阳叶王沟村王绍先等家中，当即通知豫西十县的绅士们到宜阳叶王沟村开会。洛宁通知的是贺澍三、李子栋。我们当时考虑李万如等居心叵测，不便亲往，便派绅士刘克一为代表出席会议。刘克一回来传达了会议情况。十县绅士到会的不少，李万如宣布开会，说明他的来意、今后打算和做法。李万如在会上讲话大意是：豫西是我的第二家乡（李是邓县人，在洛宁为匪首被收编），我这次来豫西，是因为不忍看着豫西父老被敌人蹂躏，抱着救人民于水火的决心而来的。又说他的办法很多，跟着他走，万无一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公然宣布他是两面吃。说如果国民党不再回来，日军长期占领，他带有汪主席（汪精卫）给他的新中国三十三军军长的印信。要是国民党再回来，他还带有蒋委员长给他的豫西国民党军二十二纵队司令的印信。两面都有关系，不管谁来都能存在。他信誓旦旦，表明所说的都是实话，决不欺骗大家，要大家放心跟着他走。从豫西沦陷这一隅可以看出其他沦陷区蒋介石的同样做法。

会议当即按照李万如宣布的办法通过了组织人枪、筹办给养的决议。不论是国民党留下的，或是地方原有枪支弹药，一律交出，听候编制。给养按每亩地五十斤粮食，克日征集，分成乡、区、县仓库，统一保管发放。不论派枪和派粮，一律不准拒绝，如拒绝，以贻误国事破坏抗战论罪。李万如话说得很硬，办法也严厉，与会人员当时都不敢不同意，这样就一致通过了。

当时洛宁绅士们听了刘克一传达会议的情况后，都很恐慌愁闷。多数都说，李万如、王绍先、叶太勋、乔自荣等都是地方大土匪头子，又在二十路军当过军官，有人有枪，同蒋介石、汪精卫两下都有关系，“黑红交子”来头大，不好惹。硬干干不过他们，跟着他们走，又不愿当汉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经过反复商议，只有设法不加入他们的组织，独立干。有人提议说，李万如在镇嵩军（以刘镇华为首的地方封建军队）时，曾在洛宁县梅发魁部下当过团长。梅是李的老上司，他很尊敬梅。商定一面派李子栋去见梅发魁，一面派贺澍三去见李万如。就说我们已在李来之前，组织成洛卢人民自卫军，梅为司令。彼此都是为了保卫家乡，又是老朋友，可以合作，互相帮助，不必统一编制于李万如的部队中。这样借梅发魁的力量和关系去抵制李万如。我同李子栋当即分头去见李万如、梅发魁。梅发魁是洛宁人，地方绅士一致同意，要他出来挡一阵，顺水人情，他只有同意。李万如知道洛宁绅士有人有枪，势不可侮，不愿跟他干，他也不敢勉强，对梅发魁也乐于送个空头人情。李万如表面说的冠冕堂皇，说既是梅大哥领导的洛卢自卫军，彼此都是自己兄弟，遇事好商量，不参加他的组织也可以。希望彼此要合作，共同努力，保家保乡，就这样，我们第一步打出了洛卢人民自卫军的旗号，没有跳进李万如的圈套。

李万如、王绍先、叶太勋、乔自荣等，在宜阳的人枪很多。但地面狭小，不向外扩展，实无法维持。我们在他们西面，南面是徐吉生（宜阳大恶霸头子）的地区，势力比他大；北面是渑池，全县境没敌人，地方当权的是上官子平。他缴获溃退的国民党军两千多支好枪，但作战力不强。李万如就乘其不备，偷袭渑池，占了县城，把上官子平赶到北山去。李一进城，就抢劫奸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一下他们自己暴露了凶恶的本相，给当地人民一个很大教训，在人民面前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渑池的事实，也教育了邻近各县人民，不把李万如这一匪帮赶走，大家是没法生活下去的。上官子平更不甘心，派人来同洛宁联合，商量合力进攻李万如。我们早看透了同李万如并存是不可能的，留他在宜阳终是豫西一大害，必须早除，等他羽翼丰满剪除就不容易了，所以当即表示同意。洛宁团队从渑池以南北进，上官子平带队由北攻打渑池县城。李万如看两个合击，势不可当，又士无斗志，就退回宜阳。上官子平进城之后，当然很感激我们，同时他也看到不与洛宁联合，单独不好存在，就亲到我部，表示愿意加入洛宁联防。李万如进渑池的土匪行为，使陕县东部的绅士们人人自危，也派人来商量合作联防，这样就成了“洛、渑、陕三县联防”。李万如等看着各县已联合起来，大势已去，且处在包围之中，马上就有被消灭的危险，于是，就通过梅发魁的关系，请示给他让条路，让他带他的司令部人员经过洛宁、卢氏去找他的上司刘茂恩。当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已由鲁山逃到内乡境的桑坪一带。为了少使地方糜烂，我们答应让他往内乡去了。李万如走后，王绍先、叶太勋、乔自荣等感到孤立，请求加入联防，就扩成宜、洛、渑、陕四县联防。并组织联防委员会，公推贺澍三为主任委员。联防会地址设洛宁县境的石家沟村。

当时豫西敌我形势是这样的：洛宁县城、宜阳的韩城镇、新安的铁门镇和陕县的会兴镇，都驻有日军。与四县地区的石家沟村东西南北的距离，远不过百里，近则七八十里，处在日寇包围之中。日伪军时常出来“扫荡”，我们也常同日军相机周旋。日伪军只是白天出来，一到晚上就退回据点，这就给我们一个活动的余地，不仅能存在下去，而且有了发展，使很大一个地区人民免遭日寇蹂躏，也阻止了伪政权的建立，镇压了土匪的骚扰，保家保乡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三、大敌当前，形势逼人，响应党的号召同八路军合作

四县联防，要单独存在下去，是有很大困难的，要想扩大打击敌人的力量更不容易。同时各县当权人多是为自己，首先是保存自己实力，保卫自己的家乡，深明大义，爱国抗日的思想是很薄弱的。要想使这一组织巩固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人民革命武装合作。然而这在当时联防会的负责人都是认识不到的。而且对八路军正怀着恐惧的心理。都是地主当权派，认为八路军来首先对自己不利。对当时党的政策全不了解，对共产党八路军抱着敌对的态度和恐惧的心理。我要不是儿子崇升的影响，也是同这些人一样的。在当时，我个人对党的政策，只知道只要今天抗日，过去的事可以一概不咎。凡是真正抗日的人，共产党都当成朋友。过去由于崇升的关系，我曾掩护营救过地下党员，在私人感情上对共产党比较近。当时我存在着这样想法：国民党军跑了，我们决不能投日本当汉奸；又想保存自己的势力，保家保乡，决心抗日，还有相当的武力，但处在日寇四面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势下，不同共产党合作，就得投日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既不愿当汉奸，只有同八路军合作。同八路军合作，起码不会杀我的，还可以保存现有实力。于是就决定通过一次会议，让联防委员们讨论通过，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合作抗日。

1944年11月间，八路军由晋南黄河到新安县，地主当权派们，深感受到双重压力。四面各个据点的日军不断出来骚扰，八路军又插到心脏来，大家都觉得日子不好过，纷纷找我要求开会研究办法。这时崇升已从陕西回来，担任了洛宁支队的参谋主任。我们看到这种惶惶不安的局面，也必须及早安定下来，就决定在四县边境的藕池镇召开四县联防委员会议。宜阳5人，为首的乔自荣、叶太勋；陕县5人，为首的李云彩、韩鲁存、魏十五；渑池5人，为首的上官子平；洛宁10人，为首的贺澍三、李子栋、赵杰三，共二十多人，专门讨论对付八路军的问题。一开始就要那位不在四县联防以内但也参加了会议的新安县代表赵团沙介绍八路军到新安的情况和他们宣传的政策。赵团沙说不出究竟，只按照自己对八路军的看法，打了个比喻说：八路军的政策，初到就好比用个蜘蛛网套在人的脖子上，越缩越紧，啥时候缩的不出气了，就是政策成功了。大家听了更加惶恐。

乔自荣、叶太勋、王绍先在二十路军当过旅、团长，又在潢川“剿”过共产党，就要他们说说八路军的情况。乔自荣说，那时候才厉害哩，打土豪，分田地，见地主就杀，像咱们这号人，连一人也难活。宜阳大地主张汉彩很激动地说：像这样，他们来了，只有一拚还有啥说。赵团沙又以和缓的口气说，现在八路军只有三几百人，力量不大，子弹也不充足，看起来咱们不打他，他是不会打咱们的。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空气很紧张，充满着恐惧愁闷的气氛。叶太勋提议说，澍三兄是联防会主任，大家都发表意见，你看怎样办好些？

对这一问题，我同崇升研究过，心里有了底。要从当时处境困难，没有出路说起，再说八路军的政策同人民的关系，最后说明不同八路军合作就存在不下去。讲话大意是这样的：现在蒋介石政府已经不要我们了，我们不甘心当亡国奴，自己才联合起来共求生存。当前咱们的处境大家都知道，洛宁城内和韩城、铁门、会兴镇等地都驻有日军，距咱们的联防所在地石家沟，都是几十里路，我们处在日军包围中，形势是不利的。日军一到，国民党军不战而逃，老百姓对国民党是恨死了，也绝望了。八路军反而开进沦陷区，领导老百姓抗日，保家乡，没娘孩似的老百姓都拥护八路军。这里老百姓一听说八路军到了，都高兴得不得了。根据咱们现在的处境，由于我们不愿当汉奸，坚决抗日，老百姓还会支持我们的。如果同八路军发生磨擦，就等于不抗日了，老百姓就不支持我们了。四面又是日军，大家想想，咱们怎样能够存在下去？大家知道，八路军可不同于国民党的军队，要他们缴枪就缴枪，那可不是好惹的。听河北过来的人说，现在八路军的政策，是不分地主的土地，不打倒一般地主，只打当汉奸的地主。八路军的口号是：抗日者都是朋友，过去干过什么都不问。咱们不跟国民党跑大后方去，冒险拼命在沦陷区组织武装，抗击日寇，八路军是不会把我们当成斗争对象的，是会当成朋友的。不管将来怎样变化，就眼前说，只要我们坚决抗日，不当汉奸，愿同八路军合作，八路军决不会打我们。再说八路军到新安县只有三几百人，就力量说也吃不了我们。日军常常出来“扫荡”，再与八路军为敌，内外夹攻，就没法存在下去。“光棍不吃眼前亏”，现在我看只有同八路军合作，表示欢迎，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再说彼此都是中国人，在大敌当前，都不愿当亡国奴，起来拚命抗日，八路军怎么也不会打我们的。

我讲话之后，会场一时沉默，大家都在心里盘算着。过了一会，就又发言了。多数人看到处境不利形势逼人，同八路军合作是唯一的出路，大家就表示既无其他路可走，那就同八路军合作吧。有人还说，咱们力量大，人枪多，不要说只有三几百人，就是一千八百，他对咱们也没办法，先同他合作，将来看形势再说吧。在当时形势逼人的情况下，这种“走着看”的思想，很多人是有的。最后我说，既然大家没别的意见，八路军来了，咱们就表示欢迎。大家都说：“可以，就这样办吧。”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大家心里充满着怀疑、惶恐，但口头上表示欢迎，怀着矛盾、苦闷、不安的心情，各自回去了。

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前由渑池溃退时，上官子平缴过他的枪。后到陕西，得到胡宗南装备，又经卢氏、洛宁往渑池去报仇，说是到敌后打游击。到了洛宁防地，洛宁同渑池是联防，当然不让通过，双方就冲突起来了，互有伤亡。乔部看硬打不行，相约停了火。乔派参谋两人来同我商量，想假道去渑池，我不同意，并说明前次退却时骚扰过老百姓，老百姓愤愤不平，如要强迫通过，老百姓会打他们。他们交涉无效，就绕道陕县进攻渑池。上官子平抵挡不住，又退到北山。民军到渑，抢掠奸淫，无恶不作，这样就把联防打乱了。必须早日把民军打走，人民才能得到安宁。于是上官子平就来见我，商量请八路军来协助。韩钧司令员带老八路第十八、五十九两个团驻在新安，崇升也在那里。我连夜派人到新安去送信，请八路军星夜前来，协助攻打河北民军。崇升得信后，就协同八路军政委刘聚奎，司令员韩钧，带八路军两个团，分路进攻。民军一听八路军来了，就吓破了胆，拚命地跑了。收复了渑池，俘虏了七、八百人。从此人心又安定了。

白学事件平息了，李万如、乔明礼也都被赶走了。各个据点的敌人听说八路军来了，也不敢轻易出来“扫荡”了。这一地区周围四百多里，一时风平浪静，可以自由活动了。

各县地主武装，对八路军原有恐惧心理，因大势所趋，不得不表示欢迎。经过共同打走民军，为地方除了一大害，尤其是帮助上官子平收复了渑池，以及八路军来后，当地日军不敢轻易出来骚扰，大家就对八路军比较放心了。八路军政策鲜明，凡是抗日的都是好朋友，不管过去干什么，而且说到做到。这就使这些地主当权派的头子们，愿意进一步同八路军的领导人接近。我介绍他们与韩钧司令员会了面，向他们说明了党的政策，为彼此合作共同抗日，创造了条件。

四、成立豫西军分区与上官子平叛变

1944年7、8月，崇升从陕西回来，担任洛宁支队参谋主任时，即着手整顿部队。政治军事一起加紧训练，又办一训练班，招收青年学生，培养下级干部，扩建基层政权。到了11月间，打走了民军，八路军两个老团，加上地方部队，就有力量了。各个据点的日军和伪军轻易不敢出来骚扰，取得了暂时安定。就在这时候，筹备成立豫西军分区和专署，建立区县各级政权。经过延安总部朱总司令电委韩钧为豫西军分区司令员，刘聚奎为政委，贺崇升为副政委，郭庆祥为参谋长，我为专署专员，张剑石为副专员。分区共辖宜阳、洛宁、陕县、渑池、新安五个县，另在宜阳和洛宁的洛河以南地区，设两个办事处。各县派了县长，办事处派了主任。地方部队，分别改编。渑池上官子平的队伍编为独立旅，以上官子平任旅长；洛宁李桂吾部编为一个旅，以李桂吾任旅长；贺澍三的洛宁支队，编为专署特务团，所辖各县武装，各编一个大队，两个办事处各编一个支队。旅的副旅长、政委、参谋长，团的政委、副团长，以及营连的教导员、都由党员老干部担任。又创办一个豫西公学。政权建立，武装编制就绪后，由军分区、专署召开一个地方士绅大会，由韩钧司令员主持，说明了当时国内外形势，日寇的“三光”政策，接着就着重讲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实行土地改革，只实行减租减息，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和摊派，实行合理负担。不管什么人，只要真心抗日就是朋友。参加大会的人都一致表示拥护。但有些人思想上是不通的，特别是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和摊派。这些地方恶霸全指望苛捐杂税摊派，豢养爪牙，作福作威。现在取消了，叫他们同八路军同样吃苦拼命，他们是受不了的。各旅、团、营、连都派有政治工作人员，他们更感到不便。所以虽然表面上是统一了，暗中是矛盾的。胡宗南、刘茂恩又派人和他们勾结。上官子平与刘茂恩是老同学，有密切关系。洛宁伪军司令赵汉臣、王杰三，宜阳大恶霸徐吉生、乔自荣、叶太勋，陕县大土匪头子魏十五等都互相勾结。到了1945年4月间，日寇在伏牛山南攻陷南阳，进到内乡西峡口一带，伏牛山南北都有敌人，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驻在朱阳关、桑坪、米坪深山中，形势紧急。他们认为机会到了，阴谋策动叛变就更具体化了。

为了结束四县联防委员会，于专署设一行政委员会，凡是四县联防委员，都聘为专署行政委员会委员，并定于1945年4月15日（农历）召开成立会议。突然，14日后半夜，上官子平叛变，将上级委派到他那里旅团营连去工作的政工人员全部杀害，接着洛宁伪军王杰三开驻洛北杨坡、刀环两寨，宜阳大恶霸头子徐吉生开驻宜西石村寨，乔自荣、叶太勋开驻河底北边后坡村，陕县大土匪头子魏十五开驻陕东熊耳山坡。上官子平叛变后，盘踞在渑池之李庄、商村两寨。他们向分区专署所在地西村来一个大包围，企图一举歼灭。当时八路军两个老团，分驻在洛南两个办事处地区，只有专署特务团，兵力薄弱，遂急调两个老团星夜赶回。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首先打垮了洛宁伪军王杰三，俘虏5、6百人；接着又消灭了熊耳山坡的魏十五，俘虏300余人；宜阳之徐吉生及叶、乔等看势不好，就逃回洛河以南；上官子平缩在李庄、商村两寨也不敢动。混乱险恶的局面逐渐好转。紧接着就从事恢复秩序，整顿部队，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成立农会，推行党的政策。

在上官子平叛变混乱中，我患病到河北老根据地阳城疗养，专员由崇升代理。他们一直坚持到日军投降。国民党东进时，为避免损失，分区、专署、部队、学校、家属等奉命一律撤到黄河北太岳区。到达后，分区改归太岳区等五分区。部队归陈赓第四纵队第二十四旅（七十团、七十一团），我任太岳行署咨议，兼河南民主建国会主任。

由于我全家追随了革命，国民党恨之入骨，因而一到豫西，即加以豫西“祸首”的罪名，将我的房子扒光，财物抢光，土地没收光。地方农会及随我过河的家属也无一幸免，并将未走的农会会员及家属十二人杀害，扔在我家井内，又用石头压住，真是惨不忍闻。

这就是我在党的影响指导下，组织地方武装，由联防抗日进而同八路军合作，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打日寇、打恶霸，参加地方革命政权的一段历史的简单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