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天，河南抗日战争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日军从郑州攻破黄河防线，沿着陇海铁路，向西攻陷洛阳、陕州、灵宝，直指潼关。南面沿平汉铁路攻下南阳至襄樊，又由南阳沿公路向西，攻占西峡口，豫西40多座县城很快陷落。5月20日上午9时攻陷卢氏县城，当日下午1时退出，战局相对稳定下来。我从上小学时，就天天唱“保卫黄河”，想到黄河天险，又有几十万大军防守，谁能料到只有几个月，竟然河防不守，国军溃逃，一下子把豫西这一大片几十个县全部丢掉。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在洛阳，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在郏县、鲁山一带，下面统率了几个集团军，总司令就有七、八个，竟然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我是亲自经历这场战争，往事记忆犹新。

到了4月底、5月初，县城已是一片混乱景象。从东面逃来的难民如潮水般地涌进卢氏城。那时，卢氏通往陕西修了一条从县城到陕西边境西坪的公路，这是一条既狭又陡的山区公路，不少地段被洪水冲垮，抢修后时通时断。从洛阳退下来的第一战区长官部和省市机关单位的人员家属有的有汽车、牛车，更多的是携老扶幼的人群，沿着公路，不分日夜地向西流动，接连不断。到了最后快失陷的几天里，散兵流涌，成群结队，成了几股大的纵队，从洛河两岸向西滚动。县城里的居民已经是四散奔逃，全城成了兵的天下。有天下午，日机飞来3架，轮番俯冲轰炸城东30里的范里镇。据后来知道是陈诚在那里召开军事高级会议。这天晚上，各团部要大家离开城里回乡下避难，我也匆匆地摸黑回到文峪村里。这时父亲也回到家（他们保育院已从陕州逃到卢氏城区的沙河街镇）。虽然已是半夜，村里的人都在忙乱着逃难的事，我赶忙帮着母亲和妹妹，拿了点粮面及衣被，送到村头下寨上去安顿下来。村子里也有不少退下来的“国军”和散兵游勇，闹哄哄地抢吃找喝。天快亮时，八叔从大石河回来，他说：“大石河街上来了一些穿黄军装的军队，穿皮靴，说话听不清楚，很多马，村周围麦地里的麦叫马糟蹋得成了平地。又听说杀了人，我吓得跑回来了。”当时，有的人说是日本鬼子，有的说是汤恩伯的十三军。因为汤恩伯的军队装备很好，也是穿黄军装。大家说，不管是什么还是离开村子躲一下吧。我就又拿了些东西到寨上去，父亲还坐在大门口打探消息。天亮不久，村东5里的磨上村响起了枪声，我和几个小伙伴相约到更高的上寨去观察。当我们爬到上寨北面寨墙上，居高临下，视野开阔，看得清清楚楚。只见村东平地几百亩麦田已是黄色，即将成熟，从文峪村大路上向东开进了一列部队，大约有百十人，到了庙沟河沿着河边麦田一字排开，形成防守状态。听到轻机枪“突突突”的打了几梭子，同时看到磨上村口也有枪炮声还击，这样相峙了一个多钟头，我们看到文峪村防守的部队，沿着麦田撤退光了。又过了一阵，从磨上村出来约两个班的宪兵队伍，一队沿着北面山坡脚下西进，一队从大路走来，每一队约十多人。走到庙沟大路上，打死一个老百姓（后来说是日本兵喊他，他扭头就跑被开枪打死了），又看到白色的红膏药旗，大家才真正明白是日本鬼子来了。这两路尖兵，包围了村子，大队日军也随后跟进。进了村子，据后来村子里人说，日军到村里消费合作社问里面的人，听不懂说什么，还以为是汤恩伯的队伍要粮草伙夫，就说“乡公路在西边，……”说未说完，就被鬼子一刺刀戳到胸前，当他带伤由井胡同向村外跑时，又被打中一枪。当下，村里人才惊醒，大喊：“日本人来了”，人们才四散奔逃。日军打死了一些人，被俘的有百余人。连镇长姚子健，还在镇公所下象棋，也成了俘虏。这些人大约在日军退出卢氏后逐渐逃回。村西下庙那里，牺牲了十多个“国军”。据说他们从村东撤到下庙后要进要退，举棋不定，这时日军的尖兵班已到达距他们百十米的水磨坊边，轻机枪一响，倒下来一大片。敌人退后，村里人挖了个大坑，把十八具尸体埋掉，一个无名大冢，后来修公路坟头才消失掉。

敌人大队人马进了村，村里一些人向寨上跑，我们几个年轻人觉得寨上也不安全，所以，简单地各人给家里人编了个话，说我们出去逃难去了，就从后寨墙上跳下去，沿着岭头向后山跑去。大约跑了七、八里，忽然听到山背后打了几枪，接着跑过来几个人说，前面打死了几个学生，吓得我们也跟着往回跑。跑了一阵，迎面遇到了村里几十个逃难的人群，前面还有两支步枪开路。他们说，不能回村了，日本鬼子已杀了不少人，没办法，又折向深山跑，好在人多，又有枪，胆子壮些。我们插进人群，沿着羊肠小道，急急行进。经过刚才响枪的地方，看到路边倒着几具尸体，身上弹孔还在流着血呢。这里天也阴蒙蒙地下起小雨来（后来听人说，这几个人的死是遇到日本鬼子的便衣“斥候”〈尖兵〉被打死了），我们心急火燎，急忙赶路，到了天黑，在有两三家人的庄户家停留下来。这几家人忙着给大家生火烘衣服，烧汤擀面条，煮了几大锅，是玉谷糊汤煮的面条。没有盐，大家吃热火了，拥挤着在柴草堆中和衣睡下。到了第二天，才知道已逃到大石河村的黄茅沟深处。附近一些山民住户，都挤满了逃难人群。大家相互打听家人的下落，最令我揪心的是父亲的消息全无，都说没看见。到了第三天，有消息说，日本鬼子已经进了城，村里已经空了。我们即急忙地顺沟从水峪河回村，一到庙沟河才知道父亲在王大岭上也就是上寨的寨坡户家。我赶忙跑上去，看到他穿了一件毛蓝色粗布大襟夹袄，头发已经剪成了刺猬头，绝处逢生，悲喜交集。父亲说，他在村里听到村外打枪，他就沿着大路走去，想看个究竟。看到有队伍，赶忙爬到麦田里，看到鬼子枪上的刺刀，闪闪发光。鬼子尖兵刚过完，父亲赶忙溜进麦田里边的坟茔里，那里是个茂密的柏树林。这时，大队日军已经顺着大路进村了，算是大难不死。

日本鬼子到卢氏，据说是一个联队，大约千把人马，是从卢氏东邻嵩县进入卢氏的。当时，有一个团的“国军”，受到鬼子的追击，团长负了伤，走着抬着，边退边打。按当时的路线，敌人是要从范里镇那条河川出来的，因为国军这位团长被追急了，就停下来利用高山深谷的有利地形，组织了一次阻击，敌人被阻停留了两三个小时，才改道翻山，走大石河这条路出来。当时，信息闭塞，敌情不明，卢氏城附近逃走的国军有万余人马，但已是失掉指挥联系，一片混乱。听说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退到卢氏时，也是坐着抬轿，跟着两个警察，可见其狼狈相。日本鬼子进了村，住了一夜，第二天未明，已翻山岭占领了城南山坡高地，看到洛河两岸不少国军正在渡河。据后来人说，这些国军正是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和他的警卫营，刘骑着高头大马，警卫营秩序井然地渡河。洛河虽然有二三十公尺宽，但水很浅，一般只有膝盖深，最深不过齐腰，人可以徒涉过河。敌人一过河看到了城南河滩体育场附近和卢西公路上人马拥挤呼喊奔逃的人群，架起机枪横扫起来，这一扫大约死了几百人，有的说千多人。在敌人退走后，我曾去看过，一是体育场上，把尸体十多人一堆，浇汽油烧掉，搞了几天，也不知烧了多堆。再一个是公路两旁的水沟，尸体一个接一个的摆在沟中，用土掩埋，这条公路少说也有二三里长，虽然没有精确统计，据说有五百多人。这些被打死的同胞，本县城人很少，主要是从洛阳一带退下来的难民。他们听到枪响，只知道顺着公路朝西跑，才碰到鬼子，如果出北门向北走就躲过了。鬼子进了城，前后只停了五天时间就退到洛宁方向去了。进城的当天，又派人到磨上村把“国军”的弹药库给炸了。这是国军的秘密军火库，装在土窑洞里，不知是汉奸告密，还是敌人发现了。爆炸声传了很远，时间较长，父亲后来拣了一个茶杯大的铜炮筒，搁在家中当笔筒。

敌人退走后，“国军”又陆续在卢氏集结。河南的刘茂恩总司令，住在城南几里洛河南岸的南窑村，被任命为河南省主席，来收拾残局。县城的党政军团的人也开始上班，我也赶到城里，每天在县政府里吃大锅饭，但并没有任何事做，想另谋生路。

在我回到村里的第二天，我和金兰就“圆房”了，这是兵荒马乱年代老人们最关心的大事。女儿变成媳妇，大家都放心了。我当时也糊糊涂涂的，大人们讲了很多道理，也只好顺从。我跑到金兰家里向她妈讲了当天要“结婚”的事，靳妈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就和金兰一道，回到村里收拾房子。村里没有什么人，一个大院子只有三爷一个老汉在守大门。我们刚动手，就听到街上喊：“敌人来了！”我们赶快就朝村外跑，怎么办，最后，只好在野住窑下边任世祥院子里租借了一孔小窑作新房。土炕上铺上席子，借九婶两床被褥，我没有衣服，九叔借给我一套兰色衫裤，母亲煮了一锅汤面条，靳妈还包了几十个豆面饺子让我们吃。我们在窑里烧了三根香，磕了三个头，就完成了仪式，一家人吃了饭就回各家去了，只留下我们两人。任世祥家还在我们小窑外边竖了把扫帚，上面盖了顶草帽，说是当人“听房根”，就这样清静地度过了新婚之夜。为了生活方便，第二天，把母亲和妹也接到野住窑金兰他三爷的偏窑里，一家人在那里生活了几个月。这时麦子也熟了，忙着夏收夏种，总算暂时有口粮吃了。父亲的保育院，好象垮了台，他失业了。同时保育院一个胖胖的同事和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也住在我们家中，使我们多了两个吃饭嘴巴，粮食显得紧张。

麦收以后，李仲美二表伯介绍我到姑奶奶家去见王式渠（字鸣弦），王是刘茂恩的高级幕僚，这时住在姑奶奶家的西厦屋里。李、王两家是世交，李要我跟着王出外在部队里谋个事。王见面简单地问了一下经历，就同意我随他到内乡丹水镇刘茂恩总部去工作，我即辞去县三青团的工作，在新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离家出走。从此，结束了我在卢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