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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进我进 开辟豫西

作者:刘子久 日期:2015年02月04日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 次 

1944418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河南战役。5月下旬,豫西大部地区沦陷。11月,我奉中央命令,同王树声、戴季英等一起,组织、领导河南人民坚持敌后抗日,扩大抗日武装,建立豫西抗日根据地。这是继1929年和1936年,党两次派我到河南做地下党的工作之后,第三次到河南工作。在长期的斗争中,我和河南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有个总方针,即凡是敌人占领的地方,我们就去。去发动组织群众,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打击和消灭日本侵略者。当时,我们称这个方针为“敌进我进”。这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敌后抗战的最基本的方针。

日寇发动河南战役,目的是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援助其入侵南洋之孤军,挽救其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在这次战役中,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指挥的40万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弃地而逃。仅月余时间,即连失郑州、许昌、洛阳等38座县城。国民党军队在河南的对日防线崩溃,是国民党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必然结果。

河南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开辟河南,控制中原,毛主席在1944422日,即河南战役开始的第五天,就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要做好开辟豫西的准备工作。5月中旬至7月下旬,中共中央多次明确指出华北、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要派兵相机向河南发展,开辟根据地。10月,中央决定由王树声、戴季英和我负责,在延安筹建中共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组建部队,准备挺进豫西敌后,组织、领导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当时参加筹建工作的还有熊伯涛、吕振球、曾传六等。

筹建工作基本就绪后,中央决定派我和韩钧,带领一部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基本上是1941年撤退到延安的河南地下党的干部)先行南下,为后面的大部队打前站。这批干部中,我记得有王其梅、王舟平、王桂五、时乐蒙、张君英、韩林、齐渭川、汪德清、刘丰等。

在我们离开延安的前夕,毛主席单独找我谈话,给我交待具体任务和到豫西开展工作应注意的问题。使我至今还难以忘怀的是,毛主席语意深长地给我讲松树和柳树的风格。他讲,这次南下开辟豫西,战略意义很重要,你们肩负的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你们所面临的斗争也会更复杂、更艰苦。要教育南下的同志们,学习、发扬松树和柳树的风格,做好迎战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吃苦,准备牺牲。要象松树那样不畏风雪严寒,坚定而挺拔;象柳树那样不避质地优劣,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主席的这些话,就是要求我们南下的同志,不仅要经得起斗争和困难的严峻考验,而且在善于联系群众,团结群众,根植于群众之中,取得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支持。毛主席单独找我谈话,这还是第一次,说明毛主席对我们南下开辟豫西,是非常重视的。

1944117日,我们从延安出发,绕道晋西北会同韩钧、郭庆祥带领的晋绥八分区六支队的一个大队,一同南下。在晋中的介休附近与王震、王首道率领的三五九旅(称“南下支队”)一同渡过汾河,越过同蒲路敌人封锁线。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12月下旬,我们来到黄河北岸的垣曲。在侦察黄河渡口时,发现黄河已封冻,形成一座百年不遇的冰桥,我们踏冰桥过了黄河。继我们过黄河之后,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和王树声率领的部队也是踏冰桥过黄河的。八路军三走冰桥过黄河,被群众传为“天降神兵”。后来在民间还流传了很多关于“神兵”的传说,这在客观上也为我们做了不少的宣传。

在我们未到豫西之前,根据中央关于开辟河南的统一部署,北方局由太行、太岳两军区组成的皮(定钧)、徐(子荣)和闵(学胜)刘(聚奎)两个支队已于9月和11月先期到达豫西。皮徐支队活动在嵩山、箕山地区,已与日寇进行了数十次战斗,部分县还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局面已初步打开。闵刘支队过河后,活动在陇海铁路新安至渑池段的南北地区,在新安北岳料与日寇打了一仗,大获全胜,极大地鼓舞了豫西人民的抗日热情。这两个支队进入豫西后,积极恢复、建立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为后来河南根据地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们过河后,先见到了原临汝地委负责人之一贺崇升同志,后又与闵学胜、刘聚奎等取得联系。王、戴未过河之前,我们会同闵、刘支队及贺崇升等掌握的地方武装,在新安、洛宁、渑池、宜阳等地活动,着重开展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和筹建抗日民主政权,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很顺利。究其原因:一是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浩浩荡荡路过豫西,对豫西地区的震动和影响很大;二是贺崇升、刘聚奎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1945年春节前,王树声、戴季英率领陈先瑞、张才千指挥的豫西抗日游击第三、第四支队到达新安、渑池地区,与二支队会师。接着,宣布了中共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组成情况。戴季英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树声任军区司令员,我任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熊伯涛任军区参谋长,吕振球任区党委组织部长兼军区政治部主任,曾传六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徐子荣、韩钧、陈先瑞、张才千等均为区党委委员。此外,在这个地区建立了豫西二地委、二分区和二专署,刘聚奎任地委书记,韩钧任军分区司令员,贺崇升任专署专员。同时,我还帮助二分区收编了两支地方实力派的武装,一支是洛宁李桂吾的洛卢人民自卫队第十三支队,另一支是渑池上官子平的队伍,都是旅级建制(后称桂吾旅和上官旅)。我们南下的队伍基本上都是由老红军组成的,富有作战经验。但因装备差,攻坚能力相对减弱。我们在渑池、洛宁地区打了两个“土围子”都未获胜,暴露了我们武装装备上的弱点,这对中间势力也是有影响的。后来,被我们收编的上官子平敢于发动“豫西事变”,应该说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上官子平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豫西二地委建立半个月之后,我们率领三、四支队和一部分地方干部离开渑池,东进嵩山、箕山地区。路过宜阳东赵堡,正值元宵佳节,皮、徐支队派方升普副司令员亲自到东赵堡相迎,山乡的父老乡亲盛情慰劳我们。军民情同手足,意如鱼水,我们全都沉浸在佳节的欢乐之中。我是故地重返,感慨万分。抗战初期,我任豫西特委书记时,曾到宜阳东赵堡检查过县委的工作,并向干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帮助县委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那时宜阳地下党的同志和热心于抗日救亡的志士仁人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别离几年又相见,真是另有一番心情。在赵堡,我们部署了伊洛地区的抗日斗争,并留下一个大队(后和地方武装合编,组成伊洛五分区和专署)和部分干部参与此地区的领导工作。不久,我们在登封的东西白栗坪和皮、徐支队胜利会师,接着,建立了豫西一、三、四地委、分区和专署。徐子荣任一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皮定钧任一分区司令员。陈先瑞任三地委书记兼三分区司令员。活动范围在鲁(山)西、伊阳(今汝阳)和嵩县南部地区。张才千任四地委书记兼四分区司令员,活动范围在密县、禹县、新郑三县的交界地区。

为了加强豫西我军力量,19453月中旬,太行军区又派新组建的刘(昌毅)、张(力雄)支队南下。大约5月间,刘张支队到达嵩山地区与军区部队会师,遂编为第六支队活动在禹、郏两县交界地区。

当时地方上的工作,主要是建党、统战、扩军、筹粮,重点是扩军和筹粮。因为部队力量急需加强,部队减员要及时补充,所以,地方上要动员、组织青年参军参战。同时,还要组建地方武装,维持社会治安,保证抗日民主政府工作的顺利开展。那时,凡是建立了县政府的县,都同时组建独立团或大队,而且都配备有作战经验的“老八路”担任主要领导。各县独立团的力量是比较大的,战斗力也比较强。不仅维护了地方治安,而且配合正规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更主要的是它成为补充部队减员、扩充正规军的重要的后备力量。

筹粮在当时也是件头等大事。考虑到河南连年的水、旱、蝗灾,加之国民党的横征暴敛,人民生活极难维持,故在南下之前中央即命各部队要带足给养,以减轻人民负担。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策。所以各专署和县政府建立之后,首先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开展倒地运动,实行合理负担,搞减租减息,以解决农民的生活困难和部队的给养问题。当时,部队也利用战斗间隙,帮助农民种地,积极参加生产,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总的来说,当时地方上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军事工作开展的,都是为打仗服务的,这是根据地民主政府的工作特点。

19457月至8月上旬,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内我党领导和指挥的华北、华中及华南各敌后战场,继上半年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之后,已转入全面反攻。8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英勇、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伟大胜利。

日本投降前后,我们遵照中央的命令,向日伪发动进攻,接受其投降。胜利地收复了登封、密县两县城及陇海铁路沿线的许多日、伪据点。同年9月,我们奉中央的命令,为顾全大局,实现和平,忍痛撤出豫西。二分区部队由韩钧、刘聚奎率领北渡黄河,撤至太岳解放区。其余部队由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挥师南下,同李先念部会师。

19449月皮、徐支队先遣豫西,到19459月我军撤出,豫西军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一致,同日、伪军整整血战了一年。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一个拥有6个专署、20多个县政权,2万多平方里,300多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在短短的一年里,根据地为什么能迅速建立,并不断巩固发展?我们的军队为什么能迅速扎根于人民,并不断发展壮大?我想,除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部队的英勇作战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党在豫西开展革命活动,在人民中留下的深远的政治影响。特别是抗日战争初期,党在豫西号召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各界爱国同胞,同举义旗,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高潮。革命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1941年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日益猖獗,河南区委以上主要干部撤到了陕甘宁边区,河南党的活动被迫停止。但是,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政策所不能磨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豫西沦陷后,当我们带领部队重返豫西时,如同春风入豫西,霎时间,革命的烈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可能又是另一种局面,起码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毛泽东同志在江西中央苏区总结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经验时,就曾指出,红军的存在和发展“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我们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也证明了过去革命影响的重要。这些经验对现实也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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