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指出了建国头三年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和恢复国民经济。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创造这三个条件，必须做好土改、肃清反革命、整党建党、巩固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等八项工作。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陕州专区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策略方针进行的。

    陕州专区位于河南省最西部，大部为山地，北临黄河，有伏牛山、秦岭大小山脉和洛河、涧河等大小河流横贯其间，面积广大，人口较少，全区共七个县，共1126003人，耕地3695292亩，每亩平均产量60公斤小麦，人均180公斤。棉田36万亩，年产棉425万公斤，除自用外尚可外销300万公斤，为产棉缺粮区。以棉易粮，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是陕州专区的一大经济特色。

    自1947年8月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至1949年6月灵宝和阌乡县城最后一次解放，陕州地区经历了两年拉据战争，同时由于国民党的统治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使陕州地区的生产力比起抗战前低许多。工厂、商店关门歇业，市场萧条，往昔繁华热闹的陕县南关市场，在解放初期，工业、手工业只剩下75户，商户只有735户。大部分农村尚未进行土改，农民的土地要求未能满足，加之遭受多种自然灾害，粮食大量减产，许多农民起码的生活难以维持。1949年4月渑池重灾区利津断粮户达0.5%，缺粮户达56%。全区的三条公路洛潼、洛卢、灵卢均被水冲塌，无法使用。1950年初，全区仅有8所中学，1586所小学，学生共9万多人。

    为了迅速恢复陕州专区的国民经济，支援国家建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扭转山区的落后面貌，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中共陕州地方委员会和陕州行政区专员公署积极贯彻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本地实际，领导全区人民有步骤地针对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以恢复经济为中心的工作。

一

    陕州专区自1949年6月解放后，物价平稳，粮食类价格最低。以后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以及政府的其他正常开支的逐渐增加，人民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以弥补亏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投机资本趁机兴风作浪，不法商人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哄抬价格，加剧了已经形成的通货膨胀。陕州专区在1949年10月至11月期间，各种主要货物上涨一倍多。到1950年1月至2月期间，物价更是暴涨不已，广大市民也抢购粮食等物资，市场上盛行物物交换，造成人心惶惶的局面。面对猖獗的投机势力，陕州专区的国营公司——陕州贸易公司和陕州花纱布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因为成立不久，资金不够雄厚，眼看物价飞涨而不敢大胆抛售。同时，陕州专区仍用战争年代形成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经济体制，财经工作处于混乱状态，各部门互不了解情况，步调不一，政策模糊。因此，政府在同投机势力争夺市场领导权上显得无能为力。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陕州地委和行署认真执行，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首先依照“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的总方针，于1950年6月15日成立了陕州专区税务局，使税收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当时全区的漏税户达50%，税务人员努力学习税收政策和业务知识，克服因物价波动而造成的量税困难，积极开辟税源，杜绝漏税，鼓励超额，基本完成了农业税和工商税任务。同时进行清理物资和发行胜利折实公债的工作，以增加财政收入。在支出方面实行编制和预决算实核制度，部队机关首先进行了缩编工作，1950年4月陕州军分区共缩减干部225名，战士1230名。在全区各机关、部队、团体、企业和铁路部门均执行了现金管理，加强货币回笼。1950年全区共投放1820万元，回笼占其46.8%。其次是打击投机势力，稳定物价。银行、工商、税务和国营企业各部门克服以往“各搞一套，互不关联”的缺点，互相配合，密切了解，步调一致，统一管理，统一调配，冻结机关、部队、学校存粮；加强对工商户的管理，增加税收；银行暂停贷款，减缓货币流量；国营企业转变“重货轻币”的观念，及时完成了物资调拔，抓住时机，在投机商人大量抢购之后，大胆抛售粮食、布匹和食盐等物资。同时大量收购棉花，支援其它地区的物资供应，使棉粮此价稳定在1：8的比例，使投机者无隙可乘。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投机者叫苦连天，急于抛售手中的存货，越抛物价越下降，囤积居奇者受到重大打击。直到1950年6月，政府通过一系列调整措施，物价下跌才告停止。通过以上两个措施，全区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信贷进出、物资供求的三大平衡，结束了自1949年6月全区解放以来通货膨胀、财政混乱的局面，为全区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

    陕州地委、专署根据“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精神和陕州专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对农业的恢复计划。解放农村生产力，调动农民和地主、富农的生产积极性，从减轻赋税、发放农贷、疏导供销、推广技术、奖励丰产和水利建设六个方面支持农业生产的恢复。

    农业生产的恢复是结合土改运动进行的。解放初期，陕州专区的大部分地区的土改运动仍处于反霸减租和清算反倒算运动阶段。1950年12月至1953年1月为重点突破阶段，2月至3月由点到面发展，4月至5月全面展开，8月份基本结束。土改运动推翻了长达几千年的地主统治，占农村人口80%的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积极修补水渠，买水车、牲口、农具，超额完成植棉种田计划，成为恢复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由于1950年、1951年灾荒严重，地委、专署主要进行了生产救灾工作。动员一切力量，扩大宣传，揭破匪特谣言，扭转群众悲观失望情绪，树立生产自救、战胜灾荒的信心。开展反霸减租、调整负担运动，解决一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抓紧生产季节，开展修渠打井、挑水等项灌溉措施，号召多种荞麦、萝卜、汕菜，政府帮助解决种子；领导群众进行副业生产，提倡挖药、打石子、烧炭和纺织，以换取粮食；政府前后共贷入450万公斤救济粮，组织粮食公司从外地运入粮食，贸易公司大量收购土产，花纱布公司以1：8棉粮比价收购棉花，支持棉农。群众斗争地主所得果实、生产自救和政府贷粮三项共计9897万斤小麦，基本渡过了灾荒。

    陕州地委、专署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减轻赋税。地委在1949年5月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农业生产上存在“向群众要的方面抓得紧，领导生产方面则较差”的偏向。在土改前，地主的负担有三项，反霸减租、调整负担、收伪棉贷，由于压力过大，影响其生产情况，不利于农业生产。有的地方如陕县就取消了调整负担一项，促进了地主的生产积极性。后来中南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春颁布了《关于发展春耕生产十大政策》，其中第八条是调整公粮负担，规定公粮一律按地亩及当地常年平均产量累进征收，废除按阶级分派负担办法，全年公粮，一次计算，分夏秋两季收。通过及时调整政策，纠正伤害中农、富农的错误，打消其顾虑，减轻了大部分农民的负担。疏导供销，各县先后成立供销合作社，收购棉花和药材、石膏、席子等土产，同时鼓励私商下乡，沟通城乡贸易和内外物资交流；奖励增产开垦，因精耕细作而致增产者，要召开劳动英雄模范大会和生产展览会议，以资鼓励。所开荒地，分田时不计在分配数目之内，熟荒三年，生荒三年，免交公粮；发展互助合作，提倡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实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劳动互助，采取“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针，发展小型互助组。有的地方在发展互助组织时出现偏向，如卢氏县的2200个互助组，共26000人，大部分是用行政命令编起来的，导致生产降低。解决的办法是解散这些组织，严格遵照自愿等价的原则，在旧有习惯基础上发展互助，注意生产情绪，以生产效率的高低为标准决定是否发展互助组。

    经过两年多的恢复，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截止1952年底，全区农业总产值7737万元。

三

    陕州专区地处偏僻，工业基础薄弱，机器工业仅有三家：灵宝打包厂、观音堂煤矿和义马煤矿，均属私营工矿业。国营商业有陕州粮食公司、百货公司、食盐公司和花纱布公司，各公司在各县均设有分公司、办事处和商店，它们在同投机资本作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同时加强了对私商的领导、组织和联营。到1950年底，国营经济已有足够力量稳定物价和保证供销。

    陕州专区的私人工商业比较繁华，据1950年初的工商业调查统计，全区共有市场59个，从业人口两万多人，手工业或半机器工业2202家，商业6547家，机制卷烟厂、煤矿厂、纺织业、肥皂厂、照相馆、修理业、磨坊和小百货业较齐全，其中以陕县南关市场最为繁华。1950年3月执行中央统一财经决定以后，为军阀、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迷信品、奢侈品失去了原有的市场；国民党政府几十年压榨人民所造成人民一般购买力降低；紧缩银根，使货币流通入缓。这些因素带来了市场不景气，货物滞销，物价下降，形成某些商品价格销地低于产地，市价低于厂盘，私营工商业者情绪不安，纷纷要求停工歇业。仅陕县南关市场停工歇业达20多户。同时工人、店员大量失业，生活受到威胁，形成劳资关系，公私关系紧张的局面。

    陕州地委、专署响应中央“四面八方扶植手工业、发挥私营商业的作用”的号召，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和财经会议，首先以调整税收为主，结合了解公私、劳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减少了营业税，确定了百货批发与零售之间10%的差额，活跃了市场。

    在调整公私关系方面，有的人有浓厚的排挤私营的错误思想，不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影响了私营工商业者的情绪，陕县南关一商人说：“公家什么都有了，我们还有什么生意可作呢？”为纠正这一偏向，弄通“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道理，本着公私兼顾的原则，鼓励私营工商业朝着有利于国民生计的方面发展。首先开展了工商业调查和工矿普查，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第二，巩固物价平稳，坚持物价的地区差额，零售与批发价格的差额，使国营商业扩大批发，缩小零售，禁止增设门市部和赶集上会，禁止部队和机关经商。将大量零售业务交给私人商店和小商小贩，鼓励私商下乡去收购土产、粮食、工业原料和副业品，使私营小商户有利可图。第三，客观了解私营工商业的力量，在税收上适当照顾，纠正畸轻畸重的偏向，降低税率，调整税负，以利其进行扩大再生产。

    在调整劳资关系中，有的地方片面强调提高工人待遇和改善工人生活，而不了解如果资方无利可图，经营就无法维持，工人也就有失业之虞。对此，根据“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本着“能维持生活、维持继续生产”的原则，劳资双方协商，共同克服困难。工人对有困难的厂商，主动提出降薪，资方也改善管理和经营方法，通过劳资协商这种方式，解决了劳资间的争议，建立了民主、平等、两利的关系，使生产得以正常发展。对失业人员发粮救济，安排就业转业，以工代赈。

    调整产销关系，工矿企业积极打开销路，各级政府部门重视贸易自由和物资交流，召开城市物资交流大会，以销定产，实行监督，克服成品滞销和生产的盲目性及无政府状态，逐步走上计划产销的轨道。经过对私营工商业的调整，市场再度活跃起来。私商通过城乡贸易大会、古庙会进行交易，收购特产石膏、生漆、石棉煤，手工业品有竹器、苇席、药材、皮毛和蚕丝，使农民的副业收入提高到占总收入30%，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保证。私商通过交易，也获得了极大的利润。1951年1月至5月，私营商品零售总额占全部商品总额的69%。各国营公司超额完成投放、回笼和收购等任务，掌握物价，管理市场，团结私商共同发展生产，壮大了自身经济力量。对义马豫庆煤矿和灵宝建华打包公司，执行公私合营政策，清理了公私财产，确定了公私股份，保护了私人资本。打包公司在自给自足原则下，经营电厂和钙粉厂。义马煤矿由年产5万吨增至13万吨，均扩大了生产规模。截止1952年底，全区工业总产值达到197万元。

    陕州专区地处山区，交通不便，陇海铁路有的路段亟待修复。全区仅有洛潼、洛卢、灵卢三条公路，但公路被水冲塌，无人管理。国民经济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交通和通迅的恢复和发展。陕州地委和专署组织群众在1949年下半年完成陇海铁路两处的填土筑路任务，铺设枕木45000根、桥梁木4000根，填土20万立方。修复洛潼、洛卢和灵卢公路，积极修复农村小道，沟通城乡贸易和物资交流。1950年修复了虢镇至朱阳的便道，使大批木材进入城市。同时在上级帮助下，基本保证了全区通讯畅通，可以通邮和通电话。

    随着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民开始有文化要求。他们积极参加夜校、农村冬学，人数达80900人。组织乡村知识分子，办好短期师范班18个，培养大批师资力量。中小学生由1949年的91694名增加到1951年底的148215人。

    卫生防疫工作遵照“预防为主，治病为辅，团结中西医，面向工农兵”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作，初步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全区种痘率达到24%。

四

    陕州专区建制于1952年4月撤销，并入洛阳地区。经过三年的恢复，截止到1952年底全区人口达到1259759人，耕地面积增加到467万亩，牲畜存栏达25万头，其中黄牛20万头，工农业总产值达7934万元，同时，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陕州专区用短短三年时间，在国民经济恢复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主要原因是：

    一、成功地运用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各级领导深入学习和领会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精神，认识到建国初期中国经济仍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任务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面临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保存富农经济，与他们在经济上建立统一战线，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在土地改革运动和调整工商业时，曾发生过打击富农和私营工商户的错误作法，陕州地委及时进行了纠正，基本保证了这一策略在陕州专区得到贯彻实施。

    二、采取多种策略，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进行经济恢复的工作中，陕州专区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在搞好这些运动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开展各项运动的目的仍是为了搞好经济建设。陕州专区解放初期，有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剿匪和春耕生产四项任务，因为任务繁重，地委划分出三个县分别作为群运重点区、支前重点区和剿匪重点区，在完成各自任务的前提下必须进行春耕生产，这种方法克服了互相掣肘、力量对消的现象。在进行土改时，由于各区进展不一，陕州地委抵制了不进行反霸减租就进行土改的错误观点，而是从实际出发，在老区内划好土改实验区，在新区努力做好反霸减租的工作，使土改由点到面发展，避免了过激主义，对稳定农民特别是中农的生产情绪，恢复农业生产有很大作用。

    在建国初期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总结陕州地委和专署领导各级部门恢复国民经济的经验和教训，认真学习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多种经济成份如何协调发展，对于当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经济成份如何搞好合作关系，共同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主要参考资料：

        中共陕州地委《治水救灾紧急指示》1949年9月19日

        中共陕州地委《关于生产领导诸问题给各县的一封信》1950年5月4日

        《李陶庭同志在地委城工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1951年3月4日

        《陕州地委工作报告》1949年5月31日

        《陕州地委扩大会议总结》1949年10月

        《中共陕州地委关于半年来工作基本总结》1950年8月22日

         陕州地委《陕州区今冬明春工作》1950年11月23日

         陕州地委《关于物资交流情况的报告》1951年10月15日

         陕州地委《关于开展售棉运动的紧急指示》1951年6月5日

 

附录：

中共陕州地委治水救灾紧急指示

(1949年9月19日）

 

    我区各地近日以来阴雨连绵，竟十余天未晴，山洪暴发，河水猛涨、为数年来所罕见。到处墙倒房塌，泥泞一片，良田为水冲毁，荒野几成泽国，秋季收成必将大为减低，因涝成灾，业已注定，影响广大人民生活甚大，如不急起施救，一旦再雨，则将造成更大之灾害，为此指示如下：

    一、必须认清这次涝雨造成之灾害极为普遍，当前行治水救灾是人民急切要求，也是人民的利益所在。我党政军民必须立即动员起来，领导人民与洪水灾害展开斗争、反对坐视等待思想和漠不关心的没有群众观点的态度，应责无旁贷地积极去进行，人定是可以胜天的。

    二、根据各地区村具体情况，组织群众，互助变工，进行整修渠道、修地垒堰、挖通水沟及修理房屋等，以资减少再雨之毁坏，并增加产量。

    三、即将成熟之庄稼，要积极准备好收割农具、及时进行收秋。已成熟者，要组织抢收，提倡收一亩是一亩、收一升算一升的精神。

    四、今年的灾情很重，应该积极领导群众，从生产中解决灾荒、解决困难，弥补受灾的损失。

    五、为了有计划地进行治水救灾，各县应立即调查这次水灾情况，将冲毁土地多少、霉毁秋禾若干、作物种类减收几成及倒塌房屋之数字等情况，迅速进行了解，收集具体材料报告地委，以便研究决定并统一救济。

    以上指示希研究执行，并将执行情形先报告地委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