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更生，原名祝永英，卢氏县朱阳关人，曾任中国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党浙江省委专职副主任委员、浙江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1984年4月9日经中央组织部特批为中共正式党员。1993年8月30日病逝于杭州，享年86岁。

1907年3月8日，在伏牛山腹地河南省卢氏县朱阳关一个世代耕读传家的祝姓农宅里，祝更生降生，乳名长泰。其父号延芳，母余氏。祝更生5岁时，母亲不幸去世，由继母曹氏抚育成长。8岁进私塾，不久转祝氏初级小学，随外祖父曹植甫读书，并起名永英，号子才。祝更生跟外祖父读书时，在外留学的舅父曹靖华，经常寄回进步书刊，外祖父给他和同学详为讲解，使之视野不断开拓。外祖父经常教导他：“男儿立志，应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切莫孜孜于个人名利。”祝更生终生铭记。1924年，祝更生就读于卢氏县高等小学，时为全县最高学府。3年学业，成绩居全班之冠。毕业后本欲到开封继续求学，由于家境贫寒，遂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参加了北伐军。后考入河南省“农村组织训练处”，在开封农训处教育科学习。结业后，省政府将其分配到洛阳农村自治筹备处。1930年，由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派任洛阳县党部整理委员兼训练部长。因不满蒋介石专横独裁，愤然联合友人崔济民（中共党员）、关周光（中共党员）参加冯玉祥部队讨伐蒋介石的斗争。讨伐失败后，祝更生离开冯玉祥部回到卢氏家乡，担任国民党卢氏县党部常务委员。1931年，驻卢氏县国民党中央军独立旅王乃文部梁团突然哗变为匪，奸掳焚杀。祝适因事赴汴，闻知此事十分震惊，就联合社会各界呼吁，并随杨虎城将军所部马青宛师驰援，不久收复县城。祝更生领衔与地方群众团体电请省政府对失职的县长周斌严惩，同时，在新县长未来之前，由地方公推陈士凯（时为二十一路军秘书长，临时回卢）及祝更生等5人负责组成“卢氏县临时治安委员会”。

1934年秋，祝更生改学名永英为更生，并应友人约到皖南屯溪担任区长，不久转浙江于潜县供事。1937年秋，日寇长驱直入侵占浙江杭、嘉、湖地区。祝更生约集百余人建立抗日游击队，夜袭余杭日寇。1938年2月，祝更生调到浙江诸暨县担任警察局长。正值国共合作抗日，他竭诚拥护中共抗日救亡十大纲领。当时，杨思益、顾春林等20位中共党员在诸暨工作，祝更生与其紧密合作，积极致力于“二五减租”，组织农会，发动群众，壮大抗战力量。

1939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身份到浙东绍兴抗日前线视察工作，路过诸暨枫桥。其时祝更生担任枫桥区长，负责地方接送工作。他会同中共地下党员，发动群众欢迎周恩来。当他陪同周恩来出席群众大会时，万民欢声雷动。会上，周恩来向群众演说了国内外形势，深刻指出，民族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到底。这番话语，一直铭记在祝更生的心头。会后，他陪同周恩来在枫桥吃饭。临走时，周恩来拿出5元钱付饭资，祝更生不肯收。周恩来正色道：“我是政府人员，不叫地方招待。”这使祝更生颇为感动。途中，周恩来向他了解诸暨人民抗战组织的情况，当祝更生汇报到曾组织过土枪队，后来却遭到军统镇压的情况后，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说：“抗战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人民。”当他们路过诸暨十里亭休息时，周恩来问祝更生：“听口音，你好像是河南什么地方人吧？”祝更生回答是河南卢氏县人。周恩来接着问：“《鲁迅文集》里有篇文章，写的是卢氏一位教育家曹老先生，你知道吗？”祝更生又惊又喜地说：“《鲁迅文集》里写的那位曹老先生是曹靖华的父亲，是我的外祖父。”周恩来立即说:“原来你和曹老先生是亲戚，你的舅父、外祖父都是有志之士。”并紧紧地握住祝更生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你要坚决地走人民的路啊！”

周恩来身为中央政府要员，还是国际知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艰苦朴素，使祝更生十分钦佩。他从周恩来身上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看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确有本质的不同。这次会见对祝更生世界观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促使他后来下定了起义的决心。

1942年夏，诸暨沦陷。时任敌后诸暨璜山区区长的祝更生，与中共诸暨地下党密切联系，率部与日寇及汪精卫汉奸组织作顽强的斗争，袭击日寇据点，消灭汪伪势力，扫除了散兵游勇，保持了诸暨东乡会稽山区的一片净土。这引起了人民群众对祝更生的赞许和省政府对他的重视。诸暨爱国民主人士斯烈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弘的老师，他代表全县人民向黄绍弘推荐祝更生。当时，祝更生已接任诸暨县长，仍秘密与中共交往。中共金肖支队派代表史济中（原名施竟成，解放后曾任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以总务主任名义掩护，常在县政府驻地联络，互通信息，共同对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仰仗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发动全国内战。这时，曹靖华在南京中苏友协工作，听说祝更生在诸暨当国民党的县长，便亲自到诸暨对他进行革命形势教育，叮嘱他应当看到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如旭日东升，这促使祝更生下决心投向无产阶级，参加人民革命解放斗争。祝更生通过曹靖华，与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张执一秘密联系，准备在浙江诸暨武装起义。为了更好地掩护在诸暨的起义活动，1947年秋，祝更生利用与国民党中央委员周兆棠和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相识的关系，托他们在国民党中央帮助活动，帮助其当选为出席国民大会的正式代表。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行宪国大”召开。祝更生利用出席国民大会这一时机，与曹靖华一起到上海与中共上海局联系。在宋庆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廖梦醒的帮助下，祝更生向党组织汇报了诸暨县的地方武装有2个大队、30多挺轻机枪等情况，并表示了誓死靠拢人民的决心。

中共上海局经请示中央，原则同意起义事项。张执一向祝更生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密切关注这次浙东起义，希望精心组织，务求成功。为此，祝更生与中共地下组织在杭州秘密商讨，先从上海调一批党员干部，打入诸暨自卫队，以便将来行动时有个基本力量，并具体商定了起义方案和事项。然而，风云有变，由于4月29日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蒋介石恼羞成怒，对涉嫌投李宗仁票的国大代表进行报复。祝更生也被划入了李、黄桂系派。不久，被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免了诸暨县长职务，致使诸暨起义计划搁浅。月余后，浙江省政府改组，新任省主席陈仪力主和平反对内战，一到任便筹划搞局部和平，靠向共产党，祝更生趁机活动。1948年秋，祝更生被委派为松阳县长。他上任后，很快与党再次商议浙东起义事宜。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紧扩充地方势力，安排卢氏县同乡白醒民担任警察局长，掌握武装力量，调动财粮人事，掌握财粮实权。在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纵队的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事宜。

1949年春，在解放军即将打过长江进军江南的前夕，浙东工委特派员卜明和浙东纵队第六支队应飞支队长率部分武装来到松阳，祝更生向卜明汇报了起义的准备情况。卜明向他传达了上海局的命令，指示起义越快越好。祝更生立即进行了起义部署。1949年3月12日黄昏，祝更生派人控制了松阳的交通、邮电，破坏了通往浙赣的铁路、丽水的公路和桥梁，智捕了国民党CC派特务头子，毅然率县政府、自卫队和警察局400多人，携带机枪5挺、长短枪324支、弹药3万发及电台等大量军用物资举行了起义。当时，国民党在松阳有一连驻军，起义武装迅速把他们消灭。3月13日凌晨，首先将特务头子蓝琛当众处死，贴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布告和标语，并通电全国，宣告浙东武装大起义。接着，又策动了与松阳相邻的丽水县自卫队起义。3月19日，丽水县起义武装在马村与松阳起义武装会师，更加壮大了革命声势，使浙东及括苍山区的革命形势急速发展。此后，金华、丽水、松阳等县被划为浙东第五行政区，卜明任专员，祝更生任副专员，并组建了松（阳）宣（平）遂（昌）人民游击支队，祝更生兼支队长，与国民党军在浙东展开了武装斗争。此时，蒋介石正蛰居在浙江奉化溪口老家。浙东大起义使蒋介石震惊，急令数倍于起义军的11师和浙江保安团“围剿”。祝更生率支队多次与蒋军展开激烈战斗。4月20日拂晓，祝更生率支队主力从山区回师松阳，第二次解放松阳县城。接着，率部队到宣平县建立了人民政权，截获蒋军大批军火。起义武装于5月上旬开赴金华军分区整编为分区武装序列。浙东起义，对加速蒋家王朝的崩溃，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祝更生被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派往浙江干部学校学习。1951年，组织上安排其为浙西航运管理处主任。1956年冬，他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1957年2月27日，祝更生以浙江嘉兴市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会上，祝更生作了题为“基层干部埋头下基层，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大会发言，并被《人民日报》刊出。会议期间，祝更生应邀到怀仁堂列席第11次最高国务会议。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主席从主席台上走到会场，笑容可掬地与祝更生亲切握手。毛主席问:“你从哪里来的？”祝更生十分高兴地回答：“我是浙江嘉兴来的，就是主席早年在南湖开第一次党代会那个地方。嘉兴人民特别想念毛主席。”毛主席又问：“嘉兴建设得怎样了？”祝更生说：“现在工厂林立，已把一个消费城市基本上改造成为生产城市了。”毛主席点头表示满意，并殷切鼓励他：“好好干！”1957年夏，祝更生调到杭州担任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秘书长兼杭州市委主任委员。之后，又被选为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副主任委员、农工党候补中央委员、省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副主席。1984年4月9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特批，祝更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前后，又被选为浙江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1993年9月30日，祝更生病逝于杭州，享年86岁。